她用一生书写童年的真相，却用一生回避真实的自己——爱丽丝・米勒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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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米勒：

童年真相的建构者

在我们这个时代，寻找指引与慰借的渴望，将一些心理学家、咨询师与心灵导师推上了神坛。

其中，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无疑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基本上，一般民众看到关于讨论原生家庭的文章，都有米勒的影子。

比如米勒在《天才儿童的悲剧》中，对「创伤」的激进重新定义。她将创伤的概念从单一、明显的虐待事件（如身体或性侵犯）扩展到一种普遍存在的、微妙的、且常被社会认可的关系动态中。

这使人们意识到，家长对孩子的「虐待」，包括慢性的情感操控。比如某些父母要求孩子几岁该成家、该生孩子等行动，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就是一种会对孩子心理造成创伤的虐待。

米勒《为了你好》等震撼人心的著作，揭露了传统教育中以爱为名的暴力，告诉人们哪些是「有毒的教育学」。

米勒指出，教育界充斥着一套将对孩子的「控制」合理化为「爱」与的话语体系。

比如当一个孩子被打时，其自然的生物反应是痛苦和愤怒。然而，当父母、教师等成人将这一行为定义为「爱」和「为了你好」时，孩子便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认知悖论。

孩子为了维系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他们无法否定父母的行为，因此只能被迫否定自己的感受。他们学会了与自己的痛苦解离，并内化了父母的逻辑：「这种痛苦是好的，我的愤怒是坏的。」

这个被扭曲的、充满道德色彩的暴力脚本，就此写入他们的潜意识。当他们长大成人，成为父母时，他们会不自觉地重演这个脚本，于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就受着自我矛盾，乃至解离的痛苦。

对此，米勒认为，只有当受害者被赋予充分的权利去感受他们所有的情绪，包括那些被视为「负面」的愤怒和憎恨，而无需感到羞耻或罪恶时，真正的疗愈才可能开始。

米勒的洞见，为全球数百万在童年创伤中挣扎的灵魂提供了逃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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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言说的创伤：

儿子的控诉、母亲的面具

然而，这位儿童权利的巨人，却在她去世后，被自己的儿子马丁・米勒亲手揭下面具。在马丁笔下，他是一位遭受母亲情感暴力与忽视的受害者。

根据马丁的描述，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情难以预测的独裁者，会无缘无故地打他，并以羞辱性的方式控制他的私密生活，例如强迫他每天早上一起洗澡。

然而，这场控诉的核心，是指向他那位以捍卫儿童权利闻名于世的母亲。马丁指控母亲在这一切发生时，选择了袖手旁观。

马丁后来也成为一位心理治疗师，他分析自己家庭的权力结构，他发现他的家充斥着一个施虐的独裁父亲，和一个情感缺席的母亲，完美地复制了她所批判的、会造成严重创伤的家庭动力。

因此，这不仅是一个「言行不一」的案例，更是一个理论家在自己的家庭中，无意识地重演了她毕生致力于揭露和谴责的悲剧。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不只是想谈谈爱丽丝・米勒的悲剧，还有一个动机源于我在教学与咨询现场，反复目睹的一种危险动力：「理想化投射」。

人们渴望一个完美的强者来崇拜，将咨询师或老师视为不会犯错的英雄。然而，这种投射对双方都充满风险。

对于被崇拜者，这可能意味着名誉受损、职业生涯的终结，乃至自信心的彻底崩塌；对于崇拜者，这份依赖可能阻碍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甚至因幻灭而遭受更深的创伤，错失本可达成的生命成就。

爱丽丝・米勒的故事，正是这出悲剧最深刻的寓言。它迫使我们思考：

为何一个能洞悉他人痛苦的疗愈者，却无法疗愈自己与家庭？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巨大的矛盾？

下面，我将以米勒的故事为轴，整合家庭系统、内在家庭系统（IFS）与存在心理治疗三种观点，层层深入，从系统到个体，探索创伤的传递、内在的分裂，以及最终回归人性的疗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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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家族的宿命：

无法挣脱的代际遗传

要理解米勒的悲剧，我们必须先将镜头拉远，从她身处的整个家庭系统开始。

由美国精神科医生莫瑞·鲍恩（Murray Bowen）开创的家庭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框架。

该理论视家庭为一个「情绪单位」，其中每个成员的情绪与行为都相互影响，紧密相连。

鲍恩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多代传递过程」，意指家庭中的情绪模式、焦虑与功能失调，会像遗传基因一样，在无意识中代代相传。

爱丽丝・米勒的生命，正是这个理论最悲惨的印证。她本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份巨大的创伤从未被真正处理，而是被一道「沉默之墙」深深掩埋。

这份未解的创伤，透过情感忽视与默许暴力的形式，直接传递给了下一代。这不仅是米勒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家庭系统在压力下的失能。

鲍恩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在维持亲密关系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与情感自主的能力。

一个低分化的家庭系统，成员之间的情感高度「融合」，难以承受压力。当焦虑升高时，系统会透过「三角关系」来转移压力。

当儿子马丁质疑母亲的冷漠时，米勒的回应是：「因为我有一个坏母亲。你跟你父亲一样在攻击我。」

当我在书中读到这一段文字，我很讶异。讶异于爱丽丝・米勒没有直接面对母子间的张力，而是将自己的母亲（过去的创伤来源）和丈夫（现在的压力来源）拉进来，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从而回避了自身的责任。

可以想像，马丁作为孩子，面对母亲以心理学话术回避孩子的呼救，他会有多失望、难过和愤怒。

然而，爱丽丝・米勒固然在这部分做好母亲该尽的责任，但她需要的不是责难，而是治疗。

近年来，欧洲与美国的研究持续证实，较高的自我分化水平与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婚姻品质及代际关系呈正相关。一项针对西班牙与美国伴侣的纵向研究发现，自我分化程度能预测关系品质的提升。

米勒的家庭悲剧，从系统观点看，是低分化的家庭结构在巨大创伤压力下，必然上演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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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内在的战争：

被放逐的真实自我

如果说家庭系统理论解释了创伤「如何」传递，那么近年来在欧美备受关注的「内在家庭系统」（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疗法，则为我们揭示了这场战争「为何」在米勒内心上演。

由理查·史瓦兹（Richard Schwartz）发展的IFS理论认为，我们的心灵由许多「部分」组成，如同一个内在的家庭。这些部分主要包括：

• 流亡者：承载着童年创伤、痛苦与羞耻感的部分。

• 管理者：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流亡者」的痛苦，而进行严格控制、追求完美、压抑情感的保护性部分。

• 救火员：当「流亡者」的情绪失控时，会用成瘾、暴食、解离等极端行为来转移注意力的部分。

在这些部分的背后，是每个人与生具来、充满慈悲与智慧的「自性」（Self），这是疗愈的核心。

爱丽丝・米勒的公众形象——那位才华横溢、洞悉一切的儿童权倡导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极其强大的「管理者」。

这个部分透过写作、建立理论、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来严密地控制和保护她内心深处那个在纳粹迫害下受伤、被恐惧笼罩的「流亡者」——阿莉齐亚・恩格拉德。

对这个「管理者」而言，名誉和成就就像一剂强效麻药，能带来控制感，让它感觉一切安好，从而压制住「流亡者」的尖叫。

然而，当儿子马丁带着他的痛苦出现时，他直接触动了那个被深深放逐的创伤核心。

此时，米勒的「管理者」失控了，她的反应，无论是冷漠、否认、将儿子投射为迫害者，就像一个「救火员」部分，试图用尽一切办法扑灭这场可能烧毁整个内心系统的大火。

在那个当下，她不再是那个充满智慧的疗愈者，而是一个被内在部分劫持的创伤幸存者。她的「自性」被层层的保护部分所遮蔽，无法流露出应有的慈悲与连结。

IFS作为一种已被证实有效的疗法，尤其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治疗上，其目标正是帮助人们与「自性」重新连结，去聆听、安抚而非压制那些受伤的部分。

米勒，她终其一生，似乎都未能与她内心的「流亡者」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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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存在的困境：

在崇拜与真实之间重建连结

当我们从家庭系统的宏观视角，穿透到内在系统的微观动力后，最终要面对的是个体层面的核心议题：「如何在创伤后重建真实的自我与人际连结？」

这正是存在心理治疗所关注的焦点。

存在心理学认为，创伤不仅是心理事件，更是「存在性创伤」（existential trauma），它会动摇我们对生命意义、死亡、孤独与自由的基本信念。

爱丽丝・米勒的回避，是一种对「存在性焦虑」的防御。面对儿子的痛苦，等于是直面自己内心那个被「沉默之墙」封存的、关于死亡、孤独与无意义的巨大恐惧。

这种回避带来了「存在性罪疚」，这是一种因未能活出真实自我、未能回应他人需求而产生的深层不安。因为就存在心理治疗看来，一个人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没有活出真我。

米勒对儿子痛苦的否认，正是这种罪疚感的极端防御。

在此，我们看到了「受伤的疗愈者」这个古老原型的双面性。

疗愈者自身的伤口，可以成为理解他人的力量源泉。但若伤口从未被整合，那份「疗愈能力」就可能变成一种精巧的防御，甚至成为伤害他人的武器。

这也让我们必须警惕对「大师」的盲目崇拜。

我想起希腊神话中，黎明女神厄俄斯（Eos）爱上了凡人提索诺斯（Tithonus）的故事。

厄俄斯向宙斯祈求让爱人永生不死，却忘了祈求永恒的青春。结果，提索诺斯在不朽的生命中不断衰老、萎缩，最终变成一只只会喋喋不休的蝉，而身为女神的厄俄斯，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身为凡人对于衰老与腐朽的恐惧。

一个被奉上神坛的「大师」，就像这位无法理解凡人痛苦的女神。他们如何能真正共情我们这些会衰老、会犯错、会被日常琐事击垮的普通人？

更令人警惕的是，一些被神话的「老师」，可能会开始推行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新路径」，将追随者当作其实验品。

比如有些老师将某些心理学以外的理论，关于哲学、宗教或其他领域的内容和心理学结合。

这种尝试很好，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尝试。但真正用于治疗范畴的，基本是这些新的疗法经过实证研究后，才会广泛推广。

台湾将此称为「另类疗法」，表明这种都是属于非主流的咨询与治疗方式，就像一个癌症末期病人，当前医院所有治疗方式都帮不上忙，他只好死马当活马医的去寻求其他实验中的治疗方案。

如果将自己实验性的治疗理论，描述的如同真理，让来访以为接受的是证实有效的方案，这不仅是智识上的不诚实，更是严重的伦理问题。

因为这样的老师没有将来访者的福祉置于首位，而是拿来访当实验品。欧洲心理治疗协会（EAP）的伦理准则也明确指出，治疗师有责任了解其专业行为的局限性，并保护服务对象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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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归人性，是唯一的出路

爱丽丝・米勒的故事，为其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理论，提供了最惨痛、也最深刻的注脚。

她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套完美的公式，而是一个充满人性挣扎的警示。

真正的疗愈，始于破除崇拜。它要求我们放弃寻找完美无瑕的救世主，转而学习将治疗师、老师，乃至我们自己，都看作一个有着巨大创伤和严重缺陷的凡人。

疗愈的开端，是让「神」回归为「人」，并在承认彼此共同的人性脆弱中，找到连结、理解与慈悲。

这需要我们整合系统的眼光、内在的觉察与存在的勇气，勇敢地推开生命中每一扇被我们错过的「滑动门」，去倾听那些微弱的哭声。

无论来自他人，还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被流放已久的孩子。

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小脑袋装的大哲学》、《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预约咨询或其他合作，请洽公众号："容我说"。

责任编辑：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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