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是为了你好” | 一味的牺牲值吗?

发布时间:2021-12-09 2评论 1594阅读
“我都是为了你好” | 一味的牺牲值吗?-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胡惠南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王雪迪
来源丨微信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ID:familybnu)


“你这些计程车费都是我省吃俭用的啊”

“要是没有生你们我现在也是一个教授”


这些话出自教育主题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茉莉妈妈之口,茉莉妈妈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谓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放弃继续深造、担任教职的机会,充当家庭主妇,一天忙里忙外。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父母,他们会省吃俭用求购一套学区房,为了陪读上中学的孩子辞职,起早贪黑为孩子准备营养餐……这类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被学界统一称作“教养牺牲”(parental sac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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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养牺牲?

你了解过这个内容吗?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呢?西方家庭中,父母倾向通过肢体和情感向子女传达温暖,如他们会经常拥抱和赞美子女;在东亚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中,父母则会细心周到考虑孩子的需求,并竭尽全力满足其需求,为孩子奉献自己,为了教养孩子,甚至会牺牲对自己来说有价值的东西(Wu & Chao, 2011; 蔺秀云 等, 2021)。作为中国家庭观念核心特征之一的教养牺牲,已经外化表现为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教养现象,具体指父母放弃个人需要以满足子女的发展需要(Leung & Shek, 2011)。


研究者指出,教养牺牲涉及到下面三方面过程:


(1)孩子的发展需要家庭资源,包括时间、金钱和精力等;

(2)家庭资源有限,当其稀缺时,家长需要依据家庭中各方面的需求对其进行分配;

(3)以孩子的发展为目的,甘愿以牺牲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的方式来分配家庭资源(Leung, 2020)。


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陪读本质上就是一种父母的教养牺牲:孩子上学需要有人照顾,但是家长的精力和时间有限,于是家长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陪伴孩子。值得注意的是,教养投入也指家长为孩子提供其发展所需的资源,但教养投入强调“教养过程中孩子的获得”,而教养牺牲强调的是“教养过程中父母的牺牲”(Leung & Shek, 2020)。


从组成成分上看,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观点:Leung和Shek(2011)认为教养牺牲存在五个维度,包括努力挣钱、为孩子的教育花时间、调整日常事务、牺牲生活方式和理想、隐瞒忧虑;蔺秀云 等 (2021)认为教养牺牲包括牺牲个人自由、牺牲财务资源和争取额外资源三个维度,并提出应该将家长的客观牺牲行为、主观牺牲意愿与主观牺牲程度综合起来考察教养牺牲程度。总的来说,教养牺牲不仅是一种教养行为,也是一种教养观念和教养态度,涉及家长在物质、精力、精神等多方面内容的牺牲。


02

教养牺牲兴起的原因

来自文化心理学的视角


社会文化环境与家庭环境之间存在动态交互作用,文化对家长教养方式和教养态度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养牺牲在中国社会中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取向关系密切。中国的家族主义强调集体主义和依存关系,提倡个人的利益和目标应该服务于整个家族的荣耀,将家庭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强调父母对下一代的责任,即使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父母也有义务将下一代培养成才,以延续家族的荣誉(Leung et al., 2016; 陈艳云,刘林平, 1998)。


03

教养牺牲真的能为孩子好吗?

实证研究与实际案例的对立


在家庭资本理论(Gofen, 2009)和家庭投资模型(Conger & Donnellan, 2007)的框架下,家庭资源(资本)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对孩子投入更多、更高质量的家庭资源,孩子就能朝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这些资源可分成物理资源(如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养参与(Leung & Shek, 2011)。从理论上说,家长的教养牺牲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家庭资源,从而促进孩子的发展:在物理资源方面,家长牺牲自己的需求将物质资源等分配到孩子的成长上,如花费心思为孩子准备有营养的食物、省吃俭用为孩子购置学习资料等;在教养参与方面,教养牺牲意味着家长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养过程中,深度卷入孩子的教养中。


量化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一项耗时两年、测查了1569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就表明,父母教养牺牲能通过促进孩子孝道意识的发展,降低孩子的绝望感(Leung, 2020)。可见,在中国“孝文化”的背景下,教养牺牲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让孩子感知到来自父母的支持,激发孩子的感恩之情,发展出超越自我、将来回报父母的动机,从而拥有面对未来的力量。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教养牺牲真的能为孩子好吗?知乎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孩子会感激牺牲型父母吗”,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回帖给出 “不会”的答复。理论模型、量化研究与实际案例之间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 父母和孩子对教养牺牲的理解存在差异


学界认为教养牺牲是一种教养方式和教养态度,对教养牺牲的测量也基于测量“家长为教养孩子牺牲自身利益”程度,而日常生活中,孩子面对的牺牲型父母不仅会为了孩子牺牲个人需求,还会对孩子表露这种牺牲,这让孩子感到父母的牺牲更多是为了能控制自己、能通过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比如名声等),因而少有甚至不会有感激之情。


#2 父母和孩子对教养牺牲的感知存在差异


研究表明,父母报告的教养牺牲要显著高于孩子感知到的教养牺牲(Leung & Shek, 2016)。很多时候,家长的确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给孩子提供可促进其发展的家庭资源,但是孩子却不一定认可这是家长的牺牲。


#3 家长观念中促进孩子发展的需要,并不等同于孩子的实际需要


影视剧《小欢喜》中乔英子那句“可是你想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反映的就是这种现象:家长基于自己的理解为孩子制定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牺牲自己的利益补足孩子“缺失的资源”,但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孩子真正需要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会损害孩子的基本需要(关系、能力和自主),给孩子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尼格拉·阿合买提江等, 2015),具体来说,父母期望与孩子期望相悖,会造成亲子冲突,从而损害孩子的关系需要,不能自主选择资源促进自身发展则会损害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


#4 教养牺牲会给亲子双方带来消极情绪,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就父母而言,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需要,个体发展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会产生不良情绪甚至是抑郁(尼格拉·阿合买提江 等, 2015),以往研究也证实,父母的抑郁体验能正向预测孩子的问题行为(王玲凤, 蔡振春, 2012);就孩子而言,父母的教养牺牲会让孩子产生诸如“父母为我牺牲了这么多,我怎么能……”、“父母只有我了”之类的想法,产生愧疚等消极情绪,降低孩子的幸福感。


可见,一方面,教养牺牲的确能为孩子提供适宜其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教养牺牲处理不当也可能会给孩子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05

走出教养牺牲的困境

父母与孩子协同发展


一项以移民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亲子关系方面的代际文化差异(理想的亲子关系和感知的亲子关系)与移民青少年更强烈的内化问题有关,但是青少年低程度对教养奉献(牺牲)的感知能缓冲该联系,高程度教养牺牲感知却没有这种作用(Wu & Chao, 2011)。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越高水平的教养牺牲会促进孩子的积极发展,只有合理的教养牺牲具备此作用。那么?该如何去做,才能做到正确的、适度的教养牺牲呢?


#1 警惕从教养牺牲转变为父母控制


很多牺牲型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怎么会……”,从“为了孩子好”走向了“用自己的好来控制孩子、来绑架孩子”;同时,他们也会通过为孩子制定目标来“控制”孩子的成长。但这样,其实已经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从“教养牺牲”演变成一种“心理控制”,可能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2 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真正满足孩子需要


在家庭资源分配方面,家长和孩子可能有不同的考虑,比如家长可能想把金钱投入到孩子的生活必需品中,但孩子可能想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种差异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加大孩子与父母之间感知教养牺牲的差异,也没有满足孩子的需要,对孩子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Leung & Shek, 2016; Welsh et al., 1998)。因此,基于孩子的需要给出恰当的反馈,才是正确的教养牺牲,才能真正满足孩子的发展需要,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3 关注自身发展需要,营造良好家庭氛围


人都有发展的需要,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更多的积极情绪有关,心里需要受损与更高水平的消极情绪有关(白诚智 等, 2020)。因此,父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实现自身的发展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与孩子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Conger, R. D., & Donnellan, M. B. (2007).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175-19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8.110405.085551
Gofen, A. (2009). Family Capital: how first-genera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Family Relations, 58(1), 104-120.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8.00538.x
Leung, J. T. Y. (2020). Perceived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hopelessnes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cross-lagged panel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 39-51.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0.04.005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1). “All I can do for my child” –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rental Sacrifice for Child’s Education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sability and Human, 10(3), 201-208. https://doi.org/10.1515/ijdhd.2011.037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6). Parent–child discrepancies in perceived parental sacrifice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Chinese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9(3), 683-700. https://doi.org/10.1007/s12187-015-9332-4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20).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1), 259-272. https://doi.org/10.1007/s11482-018-9678-0
Leung, J. T. Y., Shek, D. T. L., & Ma, C. M. S. (2016). Measuring perceived parental sacrific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of the Chinese Parental Sacrifice Scale.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9(1), 173-192. https://doi.org/10.1007/s12187-015-9313-7
Welsh, D. P., Galliher, R. V., & Powers, S. I. (1998). Divergent realities and perceived inequalities: adolescents', mothers', and observers' perceptions of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3(4), 377-402. https://doi.org/10.1177/0743554898134002
Wu, C., & Chao, R. K. (2011).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dissonance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2), 493-508. https://doi.org/10.1037/a0021063
白诚智, 白宝玉, 李瑛, & 张红霞. (2020). 优势使用对护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护理学杂志, 35(12), 71-74. http://doi.org/CNKI:SUN:HLXZ.0.2020-12-022
陈艳云, & 刘林平. (1998). 论家族主义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 86-92. http://doi.org/CNKI:SUN:ZSDS.0.1998-05-010
蔺秀云, 殷锦绣, 江永强, 何婷, & 陆风勇. (2021). 中国家庭教养牺牲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04), 692-696+782.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4.006
尼格拉·阿合买提江, 夏冰, 闫昱文, & 李董平. (2015). 父母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03), 494-497+533.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3.025
王玲凤, & 蔡振春. (2012). 父母抑郁体验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3(02), 177-178+181.
https://doi.org/10.16835/j.cnki.1000-9817.2012.02.020


策划 | 蔺秀云
撰写 | 胡惠南
编辑 | 王婉睿
排版 | 王雪迪
作者简介:北师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小组,我们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专注于中国婚姻与家庭研究,致力于将实用有趣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家。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ID:familybnu),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官方微信平台(预约电话:010-58804477) 2、首期中美联合家庭治疗系列培训官方微信。


原作者名: 胡惠南

转载来源: 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中心(ID:familybnu)

转载原标题: “我都是为了你好” | 一味的牺牲值吗?

授权说明: 口头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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