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性格适合什么心理疗法?研究告诉你答案

发布时间:2021-07-07 6评论 2119阅读
你的性格适合什么心理疗法?研究告诉你答案-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文: George A.Bonanno, Louis G. Castonguay
译者:许标
来源: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


ON BALANCINGAPPROACHES TO PSYCHOTHERAPY: PRESCRIPTIVE PATTERNS OF ATTENTION,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关于心理治疗的平衡方法:注意、动机和人格的指导模式


回顾了不同治疗的指导维度。与此前在这方面的努力相比,回顾了许多来自心理学各个领域的实证和概念文献。这些文献强调来访者的特征,而不是特定疾病的特征。具体来说,个人和治疗之间的指导性匹配,要考虑有关社会性动机、注意风格和人格的聚合维度。这些维度,被整合到主体性和共融性的整体连续体的扩展定义中。健康的相对定义,也考虑到个体间主体性和共融性维度的平衡方面(灵活性),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指导方案转变的可能性方面。


受保罗里程碑式贡献的启发,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心理治疗研究领域试图确定,对特定类别的心理问题,最有效的治疗类型。然而,尽管做了大量的实验努力,引人注目的是,对指定特定形式的心理治疗,仍然缺乏可靠指南。


虽然认为,有几个因素解释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但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首先,寻找治疗师干预和来访者困扰之间的最佳匹配,少有概念模型指导。研究者通常只在不能识别两种或多种治疗的显著差异时,才寻找“来访者-治疗”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检验基于实证理论的先验预测。此外,虽然通常检验大量变量,但实际上,很少涉及改变过程中,对照治疗下的操作变量。毫不奇怪,基于这种事后“试探性调查”策略类型的偶然发现,很少得到重复。正如史密斯和西科莱斯特指出的,当试图去“发现”而不是预测相互作用时,很少“发现,而那些被发现的结果,被证明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是暂时的,或两者皆是。”


其次,研究者似乎经常在一个可能不够精确的决策层面,追求他们对“魔法子弹”的探索——借用药物治疗文献中的一个隐喻。虽然有值得注意的例外,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界定治疗之间,或来访者之间的差异。相反,大量注意被投入到试图确定,最适合主要临床疾病(如抑郁症等)的理论取向(如心理动力学疗法)。


在本文中,提出了不同治疗指导的指南,同时,也试图有意避免此前努力的不足。因此,所提出的指南源于聚合概念模型,这些模型在人格、认知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等领域,得到了相当多的实证支持。与近期提议一致,这些模型的使用,说明了心理治疗的发展,如何从心理学基础研究的贡献中获益。此外,指导指南聚焦来访者的独特特质(而不是诸如情感障碍等整体对象)。在治疗的某些阶段,来访者的独特特质,可能更适合特定的治疗过程。我们假定,心理治疗主要取向(即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和人本主义)的差异,会呈现在这些过程中。正如博伊特勒肖哈·萨洛蒙和汉娜所建议的,我们试图描述,与来访者变量和治疗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些改变机制。这些改变机制,被认为是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基础。

 

注意、动机和人格的连续体模型

 

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已经促成了该学科的日益专业化。例如,人格、精神病理学或健康心理学等领域,通常解决相似问题。但此前它们相对独立,缺少共同语言或交流的益处。尽管有此倾向,但少数研究者,多年来一直试图将这些不同的领域,整合到正常和功能失调过程的连续体模型中。例如,这些研究者包括夏皮罗关于神经质风格的研究,以及威特金、刘易斯和其他人关于场依存/场独立,与神经功能和精神病理功能关系的开创性观察。最近,布拉特提出了精神病理学的“依附型-内倾型”连续体概念;而博南诺和辛格提出了一种将人格,与心理生理学和精神病理学过程相结合的平衡性健康模型。大量令人关注的方法——关于聚焦自我关注在功能失调中的作用——也出现了。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回顾关于注意、动机和人格,作为心理治疗计划指导指标的交叉文献。

 

动机:主体性和共融性

 

人类动机是一个广泛和多面的主题,它可能包含一套特定的普遍动机,这些动机在意识经验外起作用,或者是一套不同的期望、计划,或个人持续存在的当前关注点。因为本文强调了心理治疗的指导方法,和个体差异与其相容性,我们会考虑两种广泛相关的动机性关注:一方面,是体验亲密和亲近,以及维持对他人依恋的固有需求;另一方面,为个人成就、自我控制和个性化而做的努力。这两种动机性关注,包含我们人类经验的重要部分,并可以指导,对独特个人的特定干预模式的方案。这两个对比维度的体现,出现在整个心理学历史上:从弗洛伊德最初将生活的主要任务,认定为“爱和工作”,到独特性和融合性的扩展概念,或活动性和嵌入性,或“自主性-齐性”;到它们更当代的操作化定义为掌控和亲密,精神病理学的“依附型-内倾型”结构,或抑郁症的社会性依赖和自主性。在巴坎的开创性回顾中,这两个维度包含的本质,被恰当地概括为对主体性和共融性的自然努力。主体性是自我保护、掌控与个人独特性和能力表达的需求;而共融性,反映与主体固有的孤独抗争,以及归属他人和与他人分享的积极部分。


“主体性-共融性”区分的作用在于,它既描述了人类经验的不同特质,也描述了一种稳定的、类人格特质连续体的特质。例如,类“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部分的持久特质,很好地说明了传记体叙事。关于共融性的素质倾向,体现在最近一次对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公开采访中。戴-刘易斯被称为“可能是同时代最优秀的银幕男演员”,也因“一个对角色投入太多心血,以至于经常置自己的健康于不顾的演员”而名声在外。在描述自己扮演他人人生的能力时,戴-刘易斯说道他有时可以:


看着一个人,透过那张脸,然后马上理解那是什么感受。对我来说,在公共场所走路或坐着时,我看到令我感兴趣的事实:或有某种外表,或以某种方式移动的身体。我有一种极大的渴望,想通过那个人的眼睛去看。从我坐着的位置,到处于那个人的身体中,是一种简单的转变。


这种自发性和共情性理解,与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回忆录中,描述的主体性导向的自我控制和独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本450页的回忆录岁月中,尽管索尔仁尼琴结过两次婚,但对这两段关系的描述都非常简短。他将自己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简要地描述为“我生活中紧张和不断变动的那一面,使我忽视了婚姻,让它溜走了,未予考虑。”不是引向或回应为他人,索尔仁尼琴提醒自己,“总花时间去思考!总先看看你的周围!”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设法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他与前妻的一次相遇中得到了展示。他描述那次相遇:“我立刻戴上了厌世冷漠的面具,直到我们分开。”这种自我控制,无疑对索尔仁尼琴的卓越成就至关重要。但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这也有代价,“即使我不再年轻,永远不要让孤独成为一个不屈的囚犯。我能够理解那些让依恋压倒责任的人。”


比较丹尼尔·戴-刘易斯和索尔仁尼琴,强调了这两个杰出人物相关的人格特质。然而,一个相似但更极端的模式,在低功能个体中也很明显。例如,考虑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民事干预。有两种类型的恐怖分子。其中一种被视为“自恋型”,寻求关注,受外在满足驱使,当他们的行为,不能立即带来渴望的结果时,他们很容易倦怠,并且对谈判反应良好。另一种类型的恐怖分子,似乎更明显受到内心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驱使,而且往往愿意走极端,而不顾被卷入的他人后果。


这些模式表明,一个单一主体性和共融性素质的整体连续体,它与大量相关的行为和心理连续体交叉或一致。这些交叉连续体的范围,从对社会关系和与他人联结的细微差别,更显著敏感和关注的个体,到更显著聚焦和关注自身独立性、成就和自主性的个体。我们转向这一描述的下一个关注方面——关于人格和认知过程的相关文献。在回顾这些文献,努力为心理治疗提供一个指导框架中,我们扩展了“主体性-共融性”概念。

 

认知风格

 

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主体性和共融性人格特质这一广义概念,借鉴了关于认知风格的历史文献。例如,威特金和他的同事们对“场依存-场独立”维度,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得出了与“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相当一致的新兴描述。例如,场依存型的人,表现出更“依赖”视觉(非自我)环境,也更擅长使用环境线索。比如,随机学习社会刺激,并且更“社会化、合群、亲近导向”。相反,场独立型的人,表现出更聚焦身体线索(自我),也更擅长认知建构。比如,关注并重塑计划、内在想法和意象,似乎更“个人主义”,“对智力活动高度感兴趣”,以及“关注想法和原则,而不是关注人”。


当我们考虑路易斯对心理治疗会谈逐字稿——关于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的心理治疗患者——的研究时,这些模式与本文的指导性关注点更加相关。场依存型患者描述他们的生活时,经常提及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或别人对他们的反应,并提及“羞耻”情绪。场依存型患者的治疗师,倾向于描述一种依赖型“粘附性移情。如果我允许,他(患者)会来和我一起生活。”另一方面,场独立型患者,描述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后果,表述为自我批评和“内疚”情绪。治疗师倾向于注意到,他们使用“疏离”和操纵,或试图控制治疗会谈。一个场独立型患者的行为,被解释为“坐在那,闭嘴,我会告诉你整件事是怎么回事。”


聚焦自我关注的连续体。早期的“场依存-场独立”概念,最近已经让位于更具体的研究——聚焦自我关注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为自我意识的素质表现。相较“场依赖-场独立”概念,聚焦自我关注和自我意识建构的优势之一,是它们允许明确区分这些行为实时的例子,和它们更一致的素质表现。首先,存在聚焦自我关注的状态,及其在日常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作用。任何激发自我评价的事件,如计划行为中断,或情感增强,都倾向于产生自我关注提高。反之,聚焦自我关注的提高,促进了自我相关信息和自我图式激活,并倾向于导致情感回应增加。当自我评价当前状态,与期望或渴望状态显著一致时,积极情绪可能就会产生。相反,消极情绪可能源自意识到,当前状态和渴望状态不一致。在后一种情况下,消极情感可能会引发持续聚焦自我,和旨在减少不一致的行为。同样,如果当前状态和渴望状态之间的差异太大,或者它所产生的消极情感变得过度和无法忍受,那么聚焦自我关注可能会被撤回或避免。这些同样正常的自我调节过程,似乎也能改善功能失调状态。例如,抑郁症被概念为:失败于或不能从聚焦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


第二,在聚焦自我的倾向上,似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通常称为自我意识的素质,由自我意识量表测量。它产生了两个可靠的分量表:公众自我意识和内在自我意识。在内在自我意识分量表得分高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自我内在方面,例如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欲望和意图,并且对瞬时情感状态更敏感。在公众自我意识分量表得分高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作为社会客体的自我,并关注自我如外表和社会印象的这些方面。这些方面都看得见,并能影响他人。当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方面的区分受到质疑时,公众和内在自我意识量表产生了足够的区分效度,并证明分别与公众和内在聚焦自我关注的表现指标,有一致的相关性。


正如习惯聚焦自我关注,与功能失调的联系所预期的那样,自我意识也观察到类似的关系。有趣的是,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维度,与不同类型功能失调状态的倾向有关。例如,内在自我,被发现与抑郁症状相关;公众自我意识,与焦虑和偏执相关。尽管有这些差异,重要的是强调自我意识的公众和内在方面,每一种都代表着关于主体自我的不同焦点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公众和内在自我意识概念化为:表征有关主体功能不同方面的关注点。


在这个相同的框架内,自我意识水平极低的人,可以被视为主要导向趋于共融极。一组被称为“压抑者”的人群,表现出暗含受限的自我意识,和较少频繁使用聚焦自我关注的加工习惯。虽然还没有直接测量压抑者的聚焦自我关注,但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确实较少聚焦关注自我。在芬尼格斯坦、施尔和巴斯的内在自我意识量表,压抑者得分低,并与两种回避行为指标,以及自动激活的解离有关。这种风格的意义是,对自我关注的长期最小化,将伴随着一个相对贫乏的表征世界。例如,压抑者对情绪事件,显示出延迟和减少记忆,以及较少情绪事件的复合表征。此外,卢伯克西、克里茨-克里斯托夫和亚历山大,在近期对早期记忆、结构化访谈和心理治疗逐字稿的叙事分析中,发现了注意模式与共融性社会动机的一致性。卢伯克西等人推断,压抑者的叙事“倾向于较低的支配和竞争意愿,较高的获取情感意愿。”

 

更广阔的“主体-共融”连续体

 

为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这些相同文献,博南诺和辛格提出了一个包容的人格框架,它扩展了“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包含正常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趋于感知外部环境的导向(知觉认知),和趋于加工内生刺激的导向(反思认知)。在这一观点中,就像“场依存-场独立”和“高-低”自我意识的概念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通常的人格差异,是由于一种加工方式较之另一种,相对强调而生的。在多数人身上,任何时候都可能观察到两种加工方式。此外,特定情境可能更明显地唤起一种加工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例如,当一个人深夜沿着空旷的高速公路开车时,更可能聚焦关注内在,指向想法、感受和记忆。相反,当我们沉迷于一部电影或一场精彩的现场表演时,更容易“失去自我”,较少关注主体自我。构成“人格”的显著特质,也反映在以下事实,即:不同情境下,人们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一致的这些维度比例。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习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有些人,更容易被自我之外的世界吸引。因此,我们可以将人概念化为:在这些术语的扩展意义上,相对主体性或共融性。


在更极端的水平上,当连续体中的一极主导时,这些过程失去了调节能力,并显示出更多功能失调的模式。当人变得趋于人类体验主体极的极端导向时,通常是反思性、内在导向过程变得僵化和过度聚焦自我。意识被限制在狭窄的部分刺激中。极端的加工类型会产生更大的歪曲和误解(例如,将不明确的评论视为一种侮辱),并导致更简化“图式驱动”,解释可获得的信息。例如,原本无害的信息,偏执性误解为威胁就说明了这点。另一方面,当个人极端聚焦人类体验的共融性方面时,通常是知觉的、外部导向的过程,会导致注意的反应性转移,及对外部情境作脱离主观意义的表层编码。这些过程,表明了低聚焦自我关注的必然结果,并说明了诸如临界反应和对外部环境的敏感。

 

气质与社会性抑制的连续体

 

这种“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的扩展观点表明,这些维度可能在人类终身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它们似乎与经常被引用的,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影响气质的连续体相一致。这种影响,与对陌生事物的抑制和缺乏抑制有关。抑制和无抑制儿童的定义,部分取决于对陌生儿童害羞行为的程度,以及对陌生物体和情境的警觉程度。“抑制-无抑制”气质,在生命的前两年可测量,似乎是相当持久的。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抑制-无抑制”气质之间的相似性,以及本文迄今为回顾的维度,表明一种更包容的生物连续体。然而,该领域的研究者,对过早扩展这些数据持谨慎态度,指出成人模式可能类似,但不一定来源于被观察到的儿童气质模式。考虑到这种谨慎,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平行概念:抑制型儿童,和主要聚焦内在,较少关注对外在世界(包括其他人)作出反应的“成人”。同样地,相对无抑制儿童可能在气质上,与外向的、社交回应的成人相似。这类人表现出较少的自我觉察或自我意识。


总之,我们回顾了巴坎将主体性和共融性,作为人类体验基本特征的原始描述,并将它们的表现视为人格差异的类似特质连续体。我们注意到这个维度的动机方面,并回顾了几种认知和注意过程的交叉连续体。这些维度显示在表1的上半部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运用这种对“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的扩展描述,试图发展一种心理治疗的指导性探索



连续体模型,精神病理学和治疗指导

 

来自不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聚合模型,有力地说明了体验的两个普遍极。一方面,有些人努力或独立和个性化。他们通常对环境刺激反应低,远离他人,并将注意聚焦于内在(身体线索,情绪,智力活动)。另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是被依恋需求引导,亲近他人。这些人对外界刺激反应强烈,特别是对人际情境反应强烈,他们倾向于避免聚焦自我和内在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回顾的每个维度,可能会根据情境的特定需求而变化。然而,无论是在同一情境内,还是在不同情境间,也应该展示一致的个体差异。例如,我们假设,虽然心理治疗的早期会谈,可能共有一些显著特征,但来访者会在他们“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素质范围内,对这些早期会谈作出回应。趋于主体极导向的人,可能主要从警惕的内部参考框架,解释早期会谈。这样的来访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达他们当下的抱怨。然而,他们最初也可能会表现出,不愿与治疗师建立亲近和亲密关系。相反,趋于共融极导向的人,可能对他们当前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对与治疗师的早期互动,可能有更多回应,更愿意参与。


基于这两种常见功能极,我们断定,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适合特定类型的干预。具体来说,我们预测有着强烈趋于主体极素质的来访者,会对有助于自我发现和/或自我控制的治疗类型,期待更多,并发现更有帮助。根据治疗师的取向和来访者当前问题,这种治疗可能包括一般治疗方法的不同形式,如探索隐含的情绪和意义、双椅技术、识别和挑战歪曲认知,或获取问题解决技能。虽然与不同的理论根源有关,但这些干预方法都聚焦来访者的内在功能;它们代表了直接和明确的尝试——通过增加来访者的自我理解,自我控制技能和自主性,促进自我的重要方面发展。前一节回顾的一些实证结果,支持这种指导性匹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测量为高内在自我意识的人,倾向于聚焦关注内心事件或自我的内在方面,例如认知功能、情绪状态、欲望和意图。类似地,场独立型的人往往特别擅长认知重构,并展现出特殊能力,来关注和重塑内在体验(即内在想法和意象)。


我们还预测,强烈趋于共融极素质的来访者,会从主要聚焦人际问题,以及将主要焦点放在治疗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治疗中,发现越来越多信赖和获益。正如我们第一次预测的情况,根据治疗师取向和来访者当前困扰,可以使用不同的干预策略来解决人际动力,如探索和修正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以及改善沟通和/或社交技能。虽然这些策略,可能被认为是特定治疗流派“拥有”的技术,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助来访者与他人发展更令人满意和适应的关系。在此前提出的支持第二种预测的证据中,有一系列的发现描述了那些自我意识低、对情绪事件记忆简单和相对难以回忆的人,他们更关注社交互动的细微差别,更强调与他人的亲近。与他人联结和得到他人情感的强烈需求也表明,对这些人来说,与治疗师建立支持和共情的关系,可能特别重要。这既是促进来访者早期参与治疗的方式,也是创造人际环境的机会,这将为矫正情绪体验创造一个安全氛围。


对于共融性导向的人更强调支持性、亲密性和共情关系,并不意味着对有强烈主体需求来访者的心理治疗,可以在没有一个稳固的治疗联盟中进行。事实上,目前有足够的实证证据,证实积极的治疗关系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心理治疗类型的核心成分。然而,治疗关系中亲密的确切形式和水平,可能会根据来访者特征和心理治疗阶段而有所不同。一个恰当的案例,特别与本文的指导目标相关,是波尔丁描述联盟在治疗依赖和反依赖个体中的作用。波尔丁写道:“我确信,(治疗联盟的)联结方面从一开始,对明显依赖的人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对反依赖的人虽然可能在一开始会有妨碍,但在后期来说是必要的。”波尔丁对依赖者和反依赖者的分类,与主体性和共融性维度显示出明显的相似之处,也与前一节提出的,与这一临床观点一致的一些实证发现相似。例如,我们回顾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场依存型的人常常显示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更依赖(“粘附性移情”),而场独立型的人常常疏远、操控他们的治疗师。


因此,尽管在早期治疗中,聚焦来访者内在功能的干预,可能对那些更习惯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特别有帮助,最终对这些人的治疗,应该强调明确的合作性治疗关系环境下,朝向社交性互动和理解的矫正性和指导性方法。同样地,虽然聚焦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干预,可能在早期治疗中,对有强烈亲近需求的人有益,但一种有效的治疗,最终应以逐渐提高自我意识和自立应对技能为目标(例如,自我控制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部分,回到这个想法。


迄今所提供的预测都指向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上,相对极端或明显的来访者特质。我们也考虑了,如何为那些在这些术语中,没有明显分类的人,解决同样指导的努力。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内在与人际焦点,并没有在心理治疗的主要取向,如心理动力、人本主义和行为之间划分明确界限。我们已经提到,源于不同概念框架的干预方式,也许可以用来促进自我发现和自我掌控,或提高来访者与他人关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的假设:在每一个主要的传统理论中,它们在治疗方法上仍然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随着内在和人际焦点的连续体而变化。例如,相比萨福兰和西格尔的人际认知疗法,贝克的认知疗法更强调个人内在变量(例如,识别和矫正认知歪曲)。心理动力人际疗法,也比传统的心理动力学取向疗法,更强调对适应不良关系模式的探索。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代表了对传统精神分析强调“洞察”的明确背离,并将主要焦点放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交流的“体验”质量上。


不用说,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干预焦点,从来都不只是针对内在或人际问题。这显然是一个相对强调的问题,即使是试图发展特定高自我控制技能的治疗(例如,惊恐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或基于建立、深化和探索“来访者-治疗师”关系的治疗模式(例如,亚隆的存在主义团体治疗)。同样应该注意,聚焦内在或人际功能,不是相互排斥的——自我理解的提高,可能会提高来访者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与他人相处的适应方式,可能会导致更强的自我效能感。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治疗目标的内在互补性,治疗师才可能在不同治疗阶段,调整干预焦点,并最终引导治疗,朝向主体性和共融性需求平衡。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这种平衡或灵活性,很可能代表健康的适当定义,因而是治疗结果的关键标准。


虽然没有对上述假设进行直接检验,但有一些应用证据支持刚提出的指导原则。例如,有关变态心理学的文献表明,某些形式的精神病理,与类似上述动机、注意和发展变量过程的过度有关。这些维度,列于表1的下半部分,已经在区分抑郁症形式,以及不同的心理问题簇方面进行了讨论。此外,一些治疗研究结果已经开始探索,与我们刚才描述的特质相似或相同变量的预测效度。我们将在随后回顾这些数据。

 

依赖和自我批评的抑郁性体验

 

布拉特提出,抑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或“结构”,它们清楚地映射到主体性和共融性的一般概念。依附型的人,抑郁表现为无助和依赖;内倾型的人,抑郁表现为自我批评和内疚。贝克后来发展这一概念,提出类似的人格维度——社会性依赖和自主性——通过与应激事件意义的相互作用,减轻抑郁体验。例如,社会性依赖的人,在将某一事件解释为个人拒绝时,更容易抑郁;而自主性导向的人,在将某一事件解释为个人失败时,更容易抑郁。


依附型/内倾型抑郁问卷测量和社会性依赖/自主性问卷,普遍支持抑郁体验的双重性,但也报告了不一致的发现。此外,相比临床样本,这两个维度的统计独立性,在大学生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几个问题。问题之一是某种程度上,量表内容很容易受到社会期许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许多量表内容在概念上,不能区分作为人格差异的主体性与共融性的一般素质,和这些素质作为独特形式的抑郁性(依赖和自我批评),或神经质(社会性依赖-自主性)体验的体现。此外,这些测量的支持者,经常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是平衡性健康概念的基础,下一节将对此进行描述。


撇开心理测量问题不谈,我们可能仍然认为社会性(依赖)抑郁和自主性(自我批评)抑郁,最适合不同治疗类型。对这一假设的支持,来自最近一项关于“社会性依赖-自主性”区分和治疗偏好的调查。在这个实验中,被试看到介绍“指导”和“探索”疗法的录像带。指导疗法主要强调,改变过程的内在因素(试图矫正导致消极情绪的歪曲想法),以及提高自我效能期望和促进自我控制的应对技能的获得。另一方面,探索疗法特别处理来访者的人际功能(通过探索来访者适应不良的关系模式),并把重点放在增强治疗关系的发展上。与迄今概述的指导性原则一致的是,在自主性方向上得分极高的被试,评价指导性治疗比探索性方法更有帮助、更可信。“社会性依赖-自主性”的区分,也被证明是有效的预测抑郁患者对精神医学治疗的反应。

 

精神病理学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变态心理学领域,出现了几个关于疾病间关系的模型。就像依赖型和自我批评型抑郁一样,这些精神病理学的连续体模型,与“主体性-共融性”整体维度,以及相关的注意过程连续体,惊人地吻合。


首先要注意区分的是:在一极,关系紊乱和凭印象的浅薄认知——与癔症或“癔症性认知”相关——的相似;在另一极,对控制的专注,和强迫主义的反刍与僵化品质之间的相似。威特金和刘易斯也报道,观察到与“场依存-场独立”连续体相关的相似精神病理性表现。


一个广义连续体模型,被布拉特和西奇在依附型和内倾型结构的精神病理学形式中提出。使用前面关于描述依赖型和自我批评型抑郁的相同术语,布拉特和西奇曼注意到:一类依附型障碍的特征,是放大建立人际关系的任务;一类内倾型障碍的特征,是专注于冲动控制和实现稳定认同。依附型障碍包括边缘型、更病态和不成熟的自恋、依赖型抑郁症、心身障碍、进食障碍和物质滥用。内倾型障碍包括强迫症、妄想症和自我批评型抑郁症。


对精神病理学连续体和指导维度之间匹配的回顾,布特勒和同事进行的一项预测性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对这种匹配的支持。在这项研究中,采用“外化”应对方式的抑郁患者,在接受认知疗法(如上所述的一种治疗,主要聚焦内在问题并培养自我控制技能)后改善最大;在“外化”维度得分低的抑郁患者,或“内化”患者,在支持性和非指导性的治疗形式(一种特别依赖于“治疗师-来访者”关系发展的治疗形式)中,表现出最大的改善。因而,根据我们迄今回顾的模式,外化应该表现出与主体性和内倾型结构的某些关系。进一步研究布特勒等人的数据,支持这一结论。这项研究测量的外化,作为MMPI的Pa和Pd分量表的总和,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是外化者。这项测量的一个组成部分,Pa或“偏执量表”,正如我们之前回顾的,明显与主体性关注和内倾型精神病理相关。该测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Pd分量表的得分,被发现与抑郁样本中,自我批评型抑郁的内倾型类别相关。最后,Pa和Pd的组合特征,与合理化、缺乏热情、见诸行动、投射性防御、偏执理想化等特征相关。当结合抑郁分量表高分时,伴有被冲动控制和自卑感占据。因此,按这样定义的外化,似乎表现出与内倾型病理和主体性关注相一致的症状属性。因而,认知疗法对外倾患者的疗效,与我们迄今概述的指导模式一致。

 

人格,功能失调和平衡的(灵活性)健康定义

 

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的焦点,一直是动机和注意过程的整体连续体,其两个极点表现和指导结果。表1列出了我们在描述这些整体极点时,讨论的维度。


在这点上,我们考虑了那些不完全属于这两个整体类别之一的人。博南诺和辛格提出,健康可以是具有主体性和共融性特质平衡的特征。在这种观点下,健康是相对而言。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能平衡主体性和共融性的对立需求和动机。因此,多多少少都是健康的。当这些维度的平衡,向任何一极方向倾斜得太远时,心理和生理功能失调,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人格问题到精神病理。


知觉和反思加工连续体,与低自我意识和高自我意识维度的一致性,似乎也映射到同样的平衡性健康概念。例如,众所周知的A型人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表明了过高自我意识或过强重视主体性关注,可能在没有明显心理问题的情况下,出现生理表征。类似地,压抑者与最小化自我意识和专注共融性问题有关联,也显示出患有和复发癌症的素质。


与这个观点一致,注意表1中列出的维度,从相对正常的自我调节过程,到每个一般极点更严重的功能失调。因此,对内在过程和内在体验的强调,即表1左栏描述的个体特征表明:当这些个体遇到心理困难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与自我批评相关的抑郁,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发展为内倾型精神病。类似地,对外在过程和人际体验的强调,即表1右栏描述的个体特征表明:当这些个体遇到心理困难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依赖相关的抑郁,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发展出依附型精神病。


虽然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历来强调功能失调,但平衡的健康观点,与其他如“坚韧”的健康状态概念,并不矛盾。再来看看埃里克森提出的生成性心理能力,这是对下一代的关注和社会的更广泛关注。因此,生成性是一种成熟和健康的发展状态。与将健康定义为主体性和共融性动机的平衡相一致,根据访谈数据评分,得出生成性概念的操作化,最好通过囊括掌控和亲近的类似维度来预测。


对同一过程可能更恰当的另一种描述是,健康包含灵活体验两极中任一极的能力。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将功能失调视为一极对另一极的不均衡强调,而是视为无法灵活参与每一极固有的过程。强调灵活性而不是平衡性,也考虑了每一极有点正交的可能。换而言之,一个人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无法与他人交流。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一个人可能无法灵活地脱离主体性或共融性关注点时,我们对此有更确凿的依据。


健康的定义,就人类经验的主体性和共融性体验的灵活性而言,这对心理治疗的指导,揭示了几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当相对健康的人寻求心理治疗时,他们可能从一种不过分强调内在,或人际干预的方法中获益。这种方法可能是两种“纯”治疗形式的折中混合,即通常倾向于聚焦自我/探索/自我控制(例如,精神分析,认知治疗),或与他人的关系模式(例如,系统人际关系治疗)。这可能是一种“纯”治疗形式的变体,倾向于将来访者的意识或应对技能,以及同他人互动的质量同等重视。例如,我们可以预测,表现出相对灵活的社交和个人需求模式,或中等水平自我意识的来访者,将从心理动力人际疗法,而不是更传统的,以洞察为导向的心理动力学疗法中获益。类似地,我们预测萨福兰和西格尔的人际认知疗法,比贝克最初的认知疗法,将为这些人带来更大改善。


第二个含义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治疗早期适合个人的干预类型,在治疗后期可能不是最有益的方法。表现共融极特质的来访者,很可能满意地发现,一种最初强调人际互动质量的治疗方法,是可信的和获益的。然而,只聚焦这些问题的治疗,最终将无法在培养健康的灵活性方面起作用,从而限制其治疗效果。例如,这样的来访者,可能会在安全的治疗联结环境下,学习体验以前回避的想法和感受。然而,缺乏旨在明确矫正问题领域的更直接干预,这些来访者可能结束治疗,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重复适应不良模式的促成作用,或没有发展必要的应对技能,以实现更自主和自立功能。同样,表现主体极特质的来访者,最初可能从强调直接评估,矫正内在不足和问题行为的治疗中获益。然而,如果不解决与治疗师和其他人的互动质量,这样的治疗不太可能帮助来访者,更充分地参与亲密关系。因此,与策略派的基本假设相一致,我们认为来访者习惯的功能模式,包含在其呈现问题的部分之中。对于那些处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极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对这些来访者保持相同类型的干预,可能只会强化慢性和适应不良的模式,并阻止获得更具适应性的模式。


强调在这些动机和注意维度上,具有灵活性的调整治疗,并与治疗过程中,来访者在这些维度的改变关系相一致,这类似于格拉斯和阿恩科夫提出的指导建议。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操作,他们认为治疗师在治疗的两个阶段,对治疗程序的选择应该有所不同。一开始,如果治疗师的技巧,适合来访者通常的应对策略,可能会特别有帮助。因此,对于那些在遇到问题时,使用积极应对技能的来访者(试图做一些事情来消除问题),治疗的最初焦点,可能是强调行为方法的应用。另一方面,认知技巧可能在治疗开始,对那些通常使用认知策略(例如,考虑不同的选择来解决问题)来应对生活压力的来访者,特别有用。对于格拉斯和阿恩科夫来说,这些策略有助于一些积极改变(例如,减轻症状)。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够发展良好的工作联盟。一旦建立了联盟,治疗进入第二阶段。期间治疗师的角色,应该是帮助来访者开发他们不常用的应对技能:“实干家”应该鼓励发展认知技能(例如,解决问题技巧);沉思型来访者,应该学习新的行为方式。


虽然是尝试,但这些含义表明,缺乏对这些重要功能维度灵活性的关注,可能为治疗结束时,治疗进步经常没有维持,以及观察到治疗后病情恶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因此,这表明治疗师不仅应该尝试使他们的干预,适合来访者的生存模式,而且还应该帮助来访者,获得新的功能方式,避免加剧功能失调的适应不良应对方式。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焦点的转变,不只认为是来访者“灵活性”的发展,也体现了治疗师接受不同干预类型的能力。治疗师愿意,甚或能够管理这种灵活性的实际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回顾了此前的证据,表明来访者倾向于选择,符合他们在“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素质的治疗方式。在初始访谈后,对治疗师评价最高的来访者,反过来,往往会被他们的治疗师,认为是更适合开始治疗的来访者。因而,至少在治疗早期,这种“相互选择”的过程,似乎造成了来访者的人格和治疗师的治疗焦点之间,相对舒适的匹配。


治疗师是否有能力或意愿离开这个舒适区,调整整个治疗过程采用的干预方式,这种程度可能会受到治疗师自身人格和认知风格影响。例如,更高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治疗师,可能更舒适和更愿意使用,旨在提高自我控制和洞察的技术。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或不太可能将治疗转向更注重治疗关系的质量。同样地,高共融性导向和相对非自我意识的治疗师,可能不太能够将治疗朝着提高洞察,或冲动控制的方向推进,或会感到不舒服。


人们试图根据各种治疗“流派”的典型特征,看待治疗师的个人素质。然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治疗取向不能轻易地沿着“主体性-共融性”连续体划分,治疗取向似乎也与治疗师的实际人格和认知特征,没有什么分类关系。例如,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虽然治疗师常常认可,自身所属治疗流派的性格刻板印象,但他们也常常评价自己的认知和人格禀性,不那么刻板。相反,治疗师的特质及其如何影响治疗过程,似乎是一个贯穿所有流派或治疗类型,与实践和培训问题相关的独特考虑。

 

结论:平衡个人和方法

 

这篇文章指出了功能模式,在人类体验的不同领域是一致的,并为治疗计划提出了一些有吸引力的探索。本质上,我们的论文弱化了诊断类别的指导作用,更明确地指出平衡个人与治疗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同意巴伯和鲁波斯基认为的,“不同情形下的不同治疗,可能有利于DSM-III-R 轴I诊断相同的不同患者。”此外,我们进一步认为,对于每个来访者,不同的干预形式或焦点,可能在不同的治疗阶段特别有用。


我们提出的方法,一个主要特点是,沿着素质连续体(动机、注意和人格)移动的同时,沿着健康和功能失调轴。作为个人,水平移动时,远离主体性和共融性的灵活互换,就有相应的向下移动,远离健康。同样地,趋于灵活性的水平运动,产生相应的趋于健康的向上移动。虽然我们可以沿着动机、注意和人格连续体,或“健康-功能失调”轴,定位诊断任何个体,但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随着时间的“个人-情境”互动变化,所决定的。


例如,一个具有高主体性的人,可能表现出成功商业生涯所需要的自主和自我指导类型,而且可能看起来相对健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也许吸引成功的职业需求,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产生进一步的转变,朝向提高自我意识,主体性独立,远离归属感和与他人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健康和人格轴的同时移动,可能预示着功能失调的增加,可能是心血管问题、自我批评型抑郁症,强迫型或分裂型人格障碍。同样地,相对健康的人,如果表现出趋于交流极的素质倾向,可能会加剧这一倾向,进一步减少自我意识和远离健康,以应对强烈的分离或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预期肿瘤疾病和躯体问题,依赖型抑郁症,自恋型或边缘型人格障碍增加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指导性关注点是,向灵活性的移动,同时预示着向健康的移动。我们提出,正是这种对平衡的强调,可以指导所有指导性干预。例如,我们之前注意到,处于极端主体性维度的人,更可能聚焦内在,专注于自主、独立和冲动控制的问题,较少能准确地感知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特别是他人的世界。我们提出,在治疗早期,这些人将最显著地适合直接聚焦内在问题(例如,探索冲突;矫正歪曲想法),但在他们治疗的后期阶段,他们将受益于强调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质量,以及与周围世界互动的干预。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处于极端共融性维度的人,可能对人际关系的质量更敏感,专注于依赖和信任问题,较少能准确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感受和想法。我们提出,这些人最显著适合首先聚焦人际体验质量的方法,但在治疗后期阶段,通过将注意转向他们自身的内在反应和应对资源,将得到进一步的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所强调的体验模式,只描述了心理治疗指导中,可能考虑的几个维度。正如几位理论家指出的,心理治疗来访者的定义特质,很少孤立起效。因此,其他指导领域可能被确定,并可能与动机、注意和人格过程潜在地相互作用。强调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维度也很重要,虽然从实证文献中获得,但尚未被实证评估为心理治疗的指导变量。我们建议将这些变量,作为一个可以促进实证评估的早期框架。我们已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但决不认为这些是可以探索的唯一途径。


作者简介:George A.Bonanno, Louis G. Castonguay。译者简介:许标,中科院心理所健康心理学硕士,全职心理咨询师,5000+小时心理咨询经验,2000+小时专业受训经验。预约咨询可加微信280229661。本文已获得微信公众号: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授权转载,一名个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分享一些心理健康、心理咨询类个人看法。偶尔夹带私货,谈些个人感悟,希望不会叨扰。

责任编辑:小鲸鱼 李梦梦桐桐


原作者名: George A.Bonanno, Louis G. Cas

转载来源: 许标的心理咨询空间(ID:psyche-space)

转载原标题: 你的性格适合什么心理疗法?研究告诉你答案

授权说明: 口头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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