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上班的须多赚40%,才及步行通勤者生活满意度?

发布时间:2021-07-02 3评论 1905阅读
一小时上班的须多赚40%,才及步行通勤者生活满意度?-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作者:译言
来源公众号:译言(ID: yeeyancom)
原文标题:花一个小时上班的人必须多赚40%,才能达到步行通勤者的生活满意度?


快问快答,毕业后,


住在郊区,房租便宜,但通勤时间长,


或者,住在公司旁边,房租肉痛,步行可达公司,免于通勤之苦,


你怎么选?相信不少人会做第一种选择,并且觉得可以坐在地铁上听英语,看电子书。


你以为这样看似经济的权衡会让你乐于忍受通勤之苦,然后投身于提升自我的快乐中吗?


事实上,更低的房租和更大的房间带来的快乐很快就会过去,通勤之苦却日新月异。


研究发现:花一个小时上班的人必须多赚40%,才能达到步行通勤者的生活满意度。


通勤时间长,不仅自己不快乐,婚姻和子女会越不幸福,这也是查尔斯·蒙哥马利在《幸福的都市栖居》一书中重点论述的其中一个城市困境。


在这本书中,查尔斯·蒙哥马利还告诉我们,作为貌似理智的经济人,其实我们总是在做差劲的选择。


我们总是在做差劲的选择


新古典经济学盛行于20世纪下半叶,其基础前提是我们全都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这就是学科内共知的“经济人”。经济人有条件获取任何相关信息,不会忘记任何事,能清醒地评估自己的选择,并根据自己的选择做出最好的决策。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决策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认为上述情况根本不存在。人总在做差劲的选择。我们错得如此系统,相关的行为经济学简直堪称“搞错的科学”。即使非常罕见地获取了全部信息,我们依然很容易因偏见和误算而犯了一大堆错误。在不完美的选择下,我们塑造了现代都市,进而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形态。


就以决定通勤距离这个简单行为为例。除去经济负担的因素,长时间驾驶的人,头痛的次数往往比短途通勤者多,血压更高,更易沮丧,到达目的地时心情也更烦躁。


笃信经济人理论的人都认为,只有能从更低的房价、更大更漂亮住宅或更高薪的工作上体会到更多好处,人才会选择忍受长途通勤之苦。人们会衡量成本收益。做出明智决定。但两位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事实绝非如此。


布鲁诺·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图泽调查了德国通勤者对幸福标准对判断——“考虑所有因素后,你对生活满意度怎样”——并将答案与这些人自我回报的通勤时间进行了对比。他们的发现似乎简单直接:开车通勤的时间越长,人的幸福感就越低。在你对这么显而易见的结果嗤之以鼻之前,请不要忘记,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开车满意度,而是生活满意度。他们的发现不是通勤会有负面影响,而是人们的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糟。人们根本没在长途通勤的艰辛和生活中其他领域的快乐求平衡,没有提高收入、没有降低生活成本,也没有更多地享受家庭生活。他们的行事可不像经济人。

数百万通勤者的自由选择可以筛选出最优城市形态,这种观点一直被广泛接受,但却被通勤悖论打破了。斯图泽和弗雷发现,要花一个小时上班的人必须多赚40%,才能达到步行通勤者的生活满意度。而另一方面,对一个人来说,把长途奔波换成走几步路就上班,产生的幸福感宛如找到了一位新的爱侣。然而,即使意识到了通勤对幸福生活的伤害,人们也没有采取行动重新规划生活。


人类有种特性在让糟糕的决策不断恶化,就是适应:让我们慢慢习惯情况的不均衡过程。满足的终点线更像一条蛇而非一条静止的线,我们接近时,它有些部分会躲开,有些部分则留在原地。有些事我们很快就能适应,有些却总也习惯不了。《哈佛幸福课》作者、哈佛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这样向我们解释通勤悖论:


“随着我们的不断适应,多数好事变得不那么好了,坏事也变得不那么坏了。不过,适应一成不变的事要比适应不断变化的事简单得多。所以我们很快适应大房子带来的喜悦,因为每次进门,房子的大小都一样。但是我们很难适应开车通勤,因为每天都是一种有点不同的痛苦,不同的人对我们按喇叭,不同的路口因交通事故而堵塞,不同的天气状况等等。”


一个或许有益处的做法是把两种目标更明确地区分开:能带来持续奖赏的目标,以及不能的。心理学家通常将引发人们行为的事物分为两类:外部激励因素,内部激励因素。顾名思义,外部激励因素通常带来外部奖赏:我们可以购买、赢得的东西,或可能改变我们地位的东西。虽然新的花岗岩厨房台面或意外的加薪让你在短期内感到更幸福,但这些变化对长期幸福感而言作用不大。你从收入增加中感受到的幸福一年之内就会烟消云散。幸福的终点线移动了。


内部激励因素则在于过程而非结果。一些活动和状态与我们的深层需求有关,我们深深地需要感到与他人的连接,感到自己有能力和影响,感到自主性和对自身行动对掌控。而内部激励的回报,正是随这些活动和状态而来。卡罗尔·吕夫描绘了一份“终极幸福地图”,在其中,上述活动和状态能促成一种很有韧性的幸福感,且非常持久。对一些好事,我们永远不会习惯,比如体育运动、创意性活动或兴趣爱好,甚至只是集中精力地做事。如果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奖励,那么每次这样的活动都会让你感觉更好。在社交世界尤为如此,你见朋友的次数越多,友谊就越亲密深厚。


问题在于,我们所做的决定一再反映出,我们不太善于区分短暂快乐和持久快乐,我们一错再错。


天选宿舍和冷遇宿舍,你选哪个?


缺陷性的选择估算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包括美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哈佛大学的住校生们很是焦虑于宿舍问题。大一学年结束之际,新生们会得到住宿分配抽签结果,这决定着他们本科剩余3年的住宿地点,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时刻。毕竟抽签决定了他们的宿舍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未来3年的社交生活。


哈佛的各栋宿舍在建筑在建筑、历史和社会声誉上有很大差异。最著名的罗维尔堂拥有宏伟的红砖外墙,是典型的乔治亚复兴风格,其蓝顶钟楼则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校友包括约翰·厄普代克和日本皇太子妃雅子(如今已是皇后)。


哈佛最新的宿舍建于20世纪70年代,在声誉地位和建筑方面都排在末端。马瑟楼,其水泥塔楼被学生报纸《哈佛深红》描述为“由监狱建筑师设计的奇怪防暴建筑”,尽管纵酒狂欢的肥皂泡派对已声名鹊起。(著名校友:“柯南秀”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


分配到差宿舍被视为一场心理和社交上的双重暴击。伊丽莎白·邓恩,现在已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1996年,她在哈佛经历了宿舍分配,那时装结果的信封还是拂晓之前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邓恩回忆道,有些同学甚至作态向“安居神”祈祷,希望别把他们分配到差宿舍。


“我所有的朋友都想住在罗维尔堂。”邓恩告诉我,“那里太美了,古典风的餐厅,地下壁球场,图书馆墙壁铺着木板——这些才是理想的哈佛生活该有的样子。”


邓恩和舍友撕开信封,发现他们集体被分去了罗维尔堂,所有人都喜出望外。他们相信,罗维尔堂对他们的幸福有予取予夺之力。


真是如此吗?在观察新生宿舍抽签事件数年后,师从丹尼尔·吉尔伯特研究心理学的邓恩仍然不是很明白。在老师的指导下,邓恩开始着手去寻找答案。


她先调查了一批哈佛新生,让他们分别预测被分到12座宿舍楼后的幸福程度。一年后分了宿舍,她和一位合作者回访了这些学生,等学生们在新宿舍又住了两年,二人再次回访,看学生们实际有多幸福。


结果会让许多哈佛新生意外。被分配到差宿舍的学生比预期的要幸福得多,入住理想宿舍的学生却没有期待中那么幸福。罗维尔堂的生活是很不错,但备受诟病的马瑟楼也不差。总的来说,哈佛的天选宿舍并不比冷遇宿舍更能让谁多幸福些。


为什么学生们对幸福感的预测如此不准?邓恩找到了其中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哈佛学生中间,我们多数人都是如此:人们太过注重住所之间的显性差异,如位置和建筑特征,但对不那么明显的东西,如社区氛围和宿舍的人际关系质量等,给予的关注太少。让人们感到幸福快乐的东西不止建筑、历史或室内装饰风格。好的校园生活须有友谊和社交文化的滋养,而这些又是在宿管和辅导员的长期呵护下形成的。比起罗维尔堂宏伟庄严的餐堂,马瑟楼的泡沫派对更能引发学生们的欢呼尖叫。


让人好奇的是,大多数学生表示明白社交生活比宿舍楼更重要,但他们仍然更在乎建筑的物质特征。这是衡量外在和内在价值的典型错误:我们可能会说体验比物质更重要,但是我们不断做出的选择却好像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似的。


哈佛学生还是幸运的,他们只是估算幸福感,实际上不能去选择自己的宿舍。不过,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数百万人不仅错误地估算了自己的幸福感,一错再错,而且还要为此忍受多年。


本文节选自查尔斯·蒙哥马利《幸福的都市栖居》,作者:查尔斯·蒙哥马利,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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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鲸鱼 郭锅锅锅

原作者名: 查尔斯·蒙哥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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