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杀:只看见最后一击,看不见心中的伤痕

发布时间:2021-05-14 7评论 3343阅读
青少年自杀:只看见最后一击,看不见心中的伤痕-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文:游识猷
来源:果壳(ID:Guokr42)
原标题:青少年自杀:我们只看见最后一击,更多伤痕被深埋在他们心中


成都49中的学生坠亡事件,已经有了调查结果。


从监控等证据来看,这个年轻的生命的确是死于自杀。


青少年自杀,是个沉重的议题这样的悲剧,近年来频频发生年轻的生命身体健康、前途大好,却自己选择戛然而止,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这种难以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周围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难以预见,难以防备,难以阻止。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没有发现那个年轻生命的痛苦。


另一方面,遥远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会用更苛刻的态度来指责与悲剧相关的每一个人。


现在的研究共识是,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周围家庭、小环境、大社会、族群文化……


光在个人的层面上,风险因素就包括本人的基因易感性(家庭有近亲自杀过)、精神疾病(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等)、身体疾病(哮喘、癫痫、慢性疼痛等自杀风险特别高)、较为冲动、曾被欺凌、童年经历逆境和创伤比如曾被虐待等等……


很多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自杀身亡者60%的患有抑郁症,患有躁郁症的青少年里20%有自杀企图,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等饮食失调症的女孩的自杀行为风险明显增加……


自杀是悲剧,许多自杀是疾病所致。它不应被美化,也不应被污名化。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青少年自杀,到底是为什么?


《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里的自杀行为》(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叫J的男孩的故事。


J是个15岁的华裔男孩,他的父母是越南华人,家里既说中文也说越南语。父母后来移民到美国加州,生了J和比J小两岁的妹妹,兄妹俩感情不错。


J在学校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没有精神病史,没有酗酒吸毒,生长发育过程里也没啥明显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父母觉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部落冲突》的网游了,于是开始禁止他用手机和打游戏


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J和父亲因为J的手机使用问题吵了起来。回到家里,J又因为想用妹妹的平板电脑而和妹妹发生争执。吵架后,J在愤怒中冲出了家门,在附近走了一圈,最后去了火车站,打算在下一班火车来时跳轨自杀。


青少年自杀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并不罕见


很多人觉得,青少年人生刚开始,青春健康前途无量,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怎么会去寻死呢?


事实上,全球15~29岁的年轻人,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杀


我国情况也类似,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自杀在10岁之前还比较少,但在此后就风险迅速上升。10~25岁之间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自杀可以排到前三,另外两个分别是交通事故和溺死。


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差不多7个人里就有一个他们沉默无声,但就在你我身边。


2007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2416个从五年级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学生,发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占15.23%,有自杀计划的人占5.84%,有过自杀行为的1.74%。


2012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杭州市的7335个初中生到大学生,其中有14.3%的人认真地考虑过自杀,6.9%的人已经定过自杀计划,2.1%的人有过自杀行为,1%的人反复尝试过自杀。


接受调查的都是还活着的人,但也可以据此估算死亡——自杀未遂和自杀身亡的比例,一般是在10:1左右。


接着讲J的故事。


J没死。


火车来了,但速度很慢,J担心死不成还留下终身残疾。犹豫再三,火车开走了,J在车站又呆了几分钟,然后回家了。


在家里,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车站打算自杀的事,并要求妹妹绝不把这事告诉父母。妹妹非常不安,第二天,她在学校和自己的朋友谈了这件事,继而惊动了学校。学校紧急联系了J的父母,正式建议他们带J去看医生。


通过和J以及J父母对话,医生发现了两件事——


父母觉得自己和J的关系很正常而J则把“和父母交谈”列为会令他恐惧的事情之一,因为长久以来,父母不断批评J懒惰、很少帮忙家事。


父母觉得J的问题在于沉迷游戏,不在现实里交朋友。他们认为,没收手机后,J就会转向与人交往了。


而J则表示,自己并不是“沉迷游戏”,只是觉得无聊或者感觉难受时才玩,另外,他害怕和父母交谈,因此呆在自己房间里打游戏是一种躲避父母的办法。他跟妹妹或者堂表亲在一起玩时就不需要玩游戏,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可以舒适地做自己,而不必担心被评头论足。


至于交朋友,J说自己本来就内向,而且特别害怕被评判、被羞辱、被社交拒绝,他恐惧和人互动,恐惧在班级里发言,因为那一刻他会成为全班人盯着看。他初中时曾有过很好的朋友,但后来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联络。从此,J的朋友就剩下了13岁的妹妹,以及在网游里交到的网友。


然而,父母开始注意到J花在游戏里时间越来越多,于是J和父母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当父母没收了J的手机,J和游戏网友完全失去了联络,也失去了减压的方式和空间。在又一次争吵后,有了J的火车站尝试自杀之行。


青少年自杀的第二个特点,导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现在的青少年实在是心理脆弱,一点打击都承受不了”。实际上,青少年自杀,往往是“最近的直接诱因”再加上“久远的危险因素——后者虽然发生在过去,却还在影响青少年的心理。


最近的直接诱因,可能是一个耳光,一句斥骂,一场争吵,一个处分,一个拒绝,一次失恋,一个低分……总之,都是小事。


而久远的危险因素,也许是五岁时受到的虐待,近六年来的孤独与无助,两年前开始的校园欺凌……问题在于,假如当事人逝去,就很难再弄清“久远因素”为何了。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


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抑郁和重度抑郁也呈上升趋势。

小学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9%~3.3%。

初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7.6%~8.6%。

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


每十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人已经到了重度抑郁



作家刘亮程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只看见最后的那一记打击,更多的伤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们心中


孩子有自杀念头,但很多父母并不知道


有项研究调查了自杀未遂后被送到急诊室的青少年患者,发现85%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有自杀念头;90%的自杀尝试,是父母不知道的;近70%从考虑自杀到开始行动,间隔不到30分钟。


这意味着许多青少年死去后,父母都是惊痛茫然的——怎会如此?我们亲子关系很好啊?我事先一点都没察觉……


J在尝试自杀之前,已经情绪低落了六个月。他觉得孤单,抑郁,绝望。慢慢地,他开始相信没有人在乎他。


J的父母当然是爱他的,但论文里这样评价这对父母——


“他们能力有限,只会禁止J打游戏,而无法提供活动来帮J与同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父母禁止J打游戏是希望J去交友,但客观上的效果,是让J又失去了仅剩的一点同龄人社交联系。那栋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哪怕是“为你好”,结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几率。


J的父母具体如何跟他对话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和J交流的方式,不是让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而是让J感觉被批评被否定。慢慢地,J开始恐惧与父母交流。


父母越严厉,孩子越容易内疚


有研究发现,华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负罪感策略”( guilt-inducing strategy),具体操作如:


“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来给你提供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开心/成绩不好?”

 

“我们这么辛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

 

“你什么时候才能每天高高兴兴/成绩变好,这样我们才能开心起来。”


负罪感策略也有代价。当父母不断告诉青少年要为父母的情绪负责(我不开心都是因为你),青少年就会越来越内疚。当青少年感觉自己怎么做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他们就会痛苦绝望。而且他们不愿求助或者就医,因为担心这样会给父母增加额外负担,也担心会给自己招来额外的责骂。


慢慢地,华裔青少年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甚至就算去看心理医生,这种习惯都会延续下来。有些欧美的心理医生发现,亚裔青少年表达的“自己在好转”更可能是谎言,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在说心理医生想听到的话,就像他们习惯性地说家长想听到的话一样。


在华裔家庭里,父母越是采取严厉管教,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郁。在亲子冲突严重的家庭里,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提高了30倍。还有研究显示,感觉到“自己令家庭蒙羞”,会导致更多的自杀念头。


如何挽留年轻的生命?


J为什么能活下来?有偶然,也有必然。


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必然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好、彼此信赖的妹妹


最后拉J一把的人,其实是妹妹。如果没有妹妹这个倾诉出口,J的这次火车站之行将无人知晓。而他的下一次尝试,也许就导向死亡。


而心理医生的重点放在了两个方向上。


一是让J和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治疗,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才能让J不那么恐惧和他们交谈。另外,父母也要意识到,在现在这个时代,网友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友谊。


二是针对J的社交焦虑症去进行认知行为治疗。J意识到,网游确实帮他逃避痛苦,但也使他没法接受社交挑战因而难以成长。经过治疗,J找到了这样一个新朋友,既对同一款网游感兴趣,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户外打篮球。J后来报告说,他的焦虑在改善。


青少年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预防青少年自杀,也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最需要关注的,可能是那些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他们不是在“要挟吓唬人”。有个实验曾追踪了1018名自杀未遂者,在14年的随访研究中,6.7%死于自杀。


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医院里可以得到照顾,但出院后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有办法长期帮助这样的青少年吗?


关注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 | 图虫创意


社区可以如何支持青少年?


2019年《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上的一篇研究建议,组建一个“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组”( 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YST)。


除了教育青少年,这个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围的成年人。研究者鼓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自己认识的、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可以是老师、其他亲戚、或者善良的邻居。


研究者会去劝说这些成年人,告诉他们,只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支持的人即可,不用为孩子做出的任何选择负责。然后,这些成年人会接受专门培训,学习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交谈,青少年的具体心理问题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杀警训,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如何主动去接触、去交谈、去帮助……在随后的3个月里,研究人员还会每周打电话给这些成年人,询问进展并给予指导。


最终的目的,是在青少年周围搭起一个长期存在的支持网络,也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联系、被关心、被肯定、被理解。


11~14年后,采用普通干预的225个青少年里,有13人死亡。而在有支持小组的223个青少年里,只有2人死亡。


学校应该提供哪些帮助?


除了社区支持,学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预作用。


一方面,学校可以反校园霸凌,开展生命教育课程,举办预防自杀讲座,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减少青少年的自杀念头。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重点关注那些学业困难、家庭困难或被霸凌的青少年,确保他们想求助时可以得到专业协助。


庭该怎样帮助孩子?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地方,是他们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风港。家长应该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与子女交流的能力,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


倾听青少年的声音,即使你觉得他们的烦恼“不值一提”对成年人来说无关痛痒的小事,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灾难。青少年对社会压力非常敏感。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冲动,过度敏感,在遇到事情时会应对错误,而让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


家庭不和、学业压力、交友受挫、经济困难……这些负面事件每个青少年都会遇到,但有了家庭的支持,他们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气和信心


同时,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耻”,疾病并不可耻,要及时带孩子寻求医疗帮助。


故事中的J活下来,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必然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好、彼此信赖的妹妹。 | 电影《阳光小美女》


自杀,与其说是“个人性格问题”,不如说是“公共卫生问题”正因如此,世卫组织才特地出了预防自杀的专刊,提到了三个层面上的预防措施:


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预,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心理医疗服务,让人们更难接触到自杀工具,最后,让媒体报道自杀时更负责任,比如“不要清楚描述方法,不要提供自杀地点的详细信息,不要使用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不要引发“自杀传染”。


②面向“脆弱的易感人群”的选择性干预,比如多宣传热线电话等求助渠道,比如培训专业人员识别高危人群。


③面向“更特定脆弱人群”的针对性干预,比如对于已经尝试自杀的个体,在医疗结束后要继续进行随访,提供社区支持等等。


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谁会伤害自己,也不可能保护到每一个人。但所有的努力、培训、学习和干预,只要能留住一条宝贵的生命,就是值得的。


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我们可以增强方方面面的“保护性因素”,而不是把改变的责任全压在自杀者这个最弱的一环上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Preventing suicide: a global imperativ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iris/handle/10665/131056
[2]Arata, C. M., Langhinrichsen-Rohling, J., Bowers, D., & O’Brien, N. (2007).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multi-type maltreatment among urban youth.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1(4), 393–415.
[3]Augsberger, A., Yeung, A., Dougher, M., & Hahm, H. C. (201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Asian American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5(1), 542.
[4]Brent, D. A., Perper, J. A., Moritz, G., & Baugher, M. (1993). Suicide in adolescents with no apparent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2(3), 494–500.
[5]Brent, D. A., Perper, J. A., Moritz, G., & Baugher, M. (1993).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pathology, and adolescent suicide: A case–control study.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3(3), 179–187.
[6]Brent, D. A., Baugher, M., Bridge, J., Chen, T., & Chiappetta, L. (1999). Age-and sex-related risk factors for adolescent suici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8(12), 1497-1505.
[7]Falcone, T., & Timmons-Mitchell, J. (Eds.). (2018). Suicide Preven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Practitioner. Springer.
[8]Fergusson, D. M., Woodward, L. J., & Horwood, L. J. (2000). Risk factors and lif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suicidal behaviour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0(1), 23-39.
[9]Fung, H. (1999). Becoming a moral child: The socialization of shame among young Chinese children. Ethos, 27(2), 180-209.
[10]Gould, M. S., Fisher, P., Parides, M., Flory, M., & Shaffer, D. (1996).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completed suicid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3(12), 1155-1162.
[11]Guillaume, S., Jaussent, I., Olie, E., Genty, C., Bringer, J., Courtet, P., & Schmidt, U. (2011).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attempts in anorexia and bulimia nervosa: a case–control study. PLoS One, 6(8), e23578.
[12]Hwang, W. C. (2006). Acculturative family distancing: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3(4), 397.
[13]Kim, S. Y., & Ge, X. (2000).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3), 420.
[14]King, C. A., Arango, A., Kramer, A., Busby, D., Czyz, E., Foster, C. E., & Gillespie, B. W. (2019). Association of the 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 intervention for suicidal adolescents with 11-to 14-year mortality outcomes: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psychiatry.
[15]Lau, A. S., Jernewall, N. M., Zane, N., & Myers, H. F. (2002). Correlates of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Asian American outpatient youth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8(3), 199.
[16]Luna, B., Padmanabhan, A., & O’Hearn, K. (2010). What has fMRI told u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control through adolescence? Brain and Cognition, 72(1), 101–113. doi: 10.1016/j.bandc.2009.08.005.
[17]Marceau, K., Dorn, L. D., & Susman, E. J. (2012). Stress and puberty-related hormone reactivity, negative emotionality, and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37, 1286–1298.
[18]Morrison, L. L., & Downey, D. L. (2000). Racial differences in self-disclosure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reasons for living: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6(4), 374.
[19]Negron R, Piacentini J, Graae F, Davies M, Shaffer D. Microanalysis of adolescent suicide attempters and ideators during the acute suicidal episode.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1997;36(11):1512–9.
[20]O’Donnell, L., Stueve, A., Wardlaw, D., & O’Donnell, C. (2003). Adolescent suicidality and adult support: The Reach for Health study of urban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 27(6), 633–644.
[21]Pang, V. O. (1991). The relationship of test anxiety and math achievement to parental values in Asian-American and European-Americ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22]Perkins, D. F., & Hartless, G. (2002). An ecological risk-factor examination of suicide ideation and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7(1), 3-26.
[23]Pumariega, A. J., & Sharma, N. (2018). 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 Springer.
[24]Shaffer, D., Gould, M. S., Fisher, P., Trautman, P., Moreau, D., Kleinman, M., & Flory, M. (1996). Psychiatric diagnosi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suicid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3(4), 339-348.
[25]Sheftall, A. H., Mathias, C. W., Furr, R. M., & Dougherty, D. M. (2013). Adolescent attachment securi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uicide attempt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5(4), 368–383.
[26]Suokas, J., Suominen, K., Isometsä, E., Ostamo, A., & Lönnqvist, J. (2001). Long‐term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mortality after attempted suicide‐Findings of a 14‐year follow‐up stud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4(2), 117-121.
[27]Wong, P. T. (2013). Suicide risk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Directions in Psychiatry, 33(4), 237-247.
[28]Wong, Y. J., Vaughan, E. L., Liu, T., & Chang, T. K. (2014). Asian Americans’ proportion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icide ide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thnic subgroups.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3), 237.
[29]Wong, Y., & Tsai, J. (2007). Cultural models of shame and guil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209-223.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16[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6:391.
[31]田琪,汪晓敏,章荣华等.杭州市青少年自杀问题现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3):230-234.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2.03.015.
[32]高鸿云,吴增强,邓伟等.上海市中小学生自杀行为及心理社会相关因素的研究[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07,2(1):32-37.DOI:10.3969/j.issn.1673-5501.2007.01.006.
[33]陈华.父母管教方式与农村青少年自杀行为关系研究[D].山东大学,2017
[34]陈春梅;孙希玲;杨晶洁;卞茜.我国20年来青少年自杀研究的分析[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7,12(5)
[35]詹启生,李丹.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在家庭和谐与心理韧性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7,31(7):554-556.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7.07.010.

作者简介:游识猷,果壳主笔,科学松鼠会成员。本文来源于公众果壳(ID:Guokr42),科学和技术,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对话所用的语言。不得二次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sns@guokr.com。

编辑:Cloud

责任编辑:小鲸鱼 李梦梦桐桐



原作者名: 游识猷

转载来源: 果壳(ID:Guokr42)

转载原标题: 青少年自杀:我们只看见最后一击,更多伤痕被深埋在他们心中

授权说明: 口头授权转载

0

回复

青少年自杀:只看见最后一击,看不见心中的伤痕-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健康

TA在等你的回复~

(不超过200字)

提交回复
向下加载更多

私信

健康一条私信

取消

问题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