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幸存者内疚” - 或许你我的日常也在发生

发布时间:2021-03-26 33评论 5284阅读
审视“幸存者内疚” - 或许你我的日常也在发生-心理学文章-壹心理

任何亲身经历了灾害性事件的幸存者都有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其中有一个症状表现为幸存者不会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庆幸,反而认为自己的幸存是不合理的,对自己的幸存有类似于“苟且偷生”的归因,并因此而带有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会持续地引发人们的焦虑及抑郁情绪,根据个体的不同,甚至会诱发自杀倾向。


——心理诊断上将之称为【幸存者内疚】,即,【一个人认为从创伤事件中幸存的自己是有过错的。我们因为自己幸存而感到困惑和内疚,甚至宁愿自己也遭遇不幸。】


它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个分支,根据患者暴露在创伤中的体验程度不同,有可能持续数月,数年,甚至一生,在外在压力和内在冲突地持续交替之下甚至会使其产生轻生念头,选择结束生命。

同时幸存者内疚不一定会在经历创伤后马上发生,也有可能潜伏下来,在再次体验到相似的创伤性情境时,触景生情而诱发。而内疚的程度有可能是一次性爆发,也有可能是递进式叠加。


幸存者内疚是研究者在针对重大创伤性事件时发现的现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极端事件相关者身上,也会发生在日常具有“幸存”归因的事件当中。


在当前新冠疫情爆发与暂缓的形式之下,以及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求树立边界感的情境下,重新审视这一心理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幸存者内疚的类型


  • 灾难性事件幸存者的内疚


认为自己从灾难中活下来完全是一种幸运,幸存本身没有自己的参与,甚至可能由于自己而导致了其他人不同程度上的牺牲,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种自我累赘感,甚至是不配得感。


例如,疫情隔离期间看到医护工作人员的奉献,觉得感染的自己给他们添了麻烦;在车祸中被父母保护独自存活的孩子,会觉得是自己的弱小才导致了父母的牺牲。


认为自己是灾难的始作俑者,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灾害的发生,从而产生自责的情绪。


比如,有些新冠感染者会内疚是自己将病毒带回,造成了家庭成员的感染与社区的隔离;一家人外出旅行遇难,认为是自己提出的旅行建议或做出的规划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认为自己在事件当中曾经可以做出某些行为来规避牺牲,甚至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自己却没有去做,由此产生后悔和自责的情绪。


比如,受事后聪明性偏见的影响,认为自己对灾难的发生其实早有预见,如地震前看到虫类的慌张,但却没有警醒,没有发出警示;如野外活动曾有过选择其它路线的想法却没有提出来,结果果真遇到危险。


认为自己为了生存而产生过利用他人,甚至牺牲他人的念头,幸存之后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比如,在逃跑过程中,想过要丢下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在食物匮乏的情境下,有过牺牲他人,独吞食物的想法。


认为自己的幸存是实际上采取了某种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才得来,回想起来时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道德制裁。


例如,海难之中对救生工具的抢夺;火灾中为了逃命践踏过倒地的人的身体;溺水时无意识抓紧救援者,自己获救,救援者反而牺牲。


  • 日常生活的幸存者内疚


在同等的条件下(通常是长期处于一种劣质的环境中),自己获得了“逃离机会”,而其他人“留了下来”。这时候感到的不是对自己的肯定,反而产生了窃取机会与舍弃他人的内疚感。


例如,家境贫困的情况下,兄弟姐妹中只有自己获得了升学的机会;在工作环境中,一同“被压榨”的同事中只有自己获得了晋升或者调换岗位的机会;一起参加活动的团体中,只有自己受到了青睐。


觉得自己享有资源,具备优势,却没有去帮助他人,或者帮助得不够。


例如,看到曾经的朋友生活困难,自己没能尽全力地帮助,就会产生愧疚感;公益捐款时未捐助,甚至遇到乞丐时未施舍,都会产生道德缺失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在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与从事救助工作职业的人身上,比如没能抢救过伤病患者的生命时,医护人员的内疚感。


有过曾经在自己的前途或自由与他人的期许中做过选择,觉得自己“背叛”他人的经历,从而带有负罪感,而不能好好地继续生活。


比如,与朋友做好了共同面对的某项约定,却“临阵脱逃”,并获得了好的结果,却因为内疚于自己的“背叛”,不能安然地享受自己获得的利益。


幸存者内疚产生的可能性分析


从幸存者内疚的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创伤性应激还是日常化的幸存者迁移,都有一个共性的影响因素,即【偏差归因】。


无论什么事件都会有基于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因素的影响。而由于创伤性事件的影响,幸存者会容易忽略掉情境归因或外归因,而对自己的幸存倾向于进行个人或内在归因。


如果幸存者本身就是消极归因者,习惯于将不利归结为内部因素,将有利归结为外部因素,那么罹患幸存者内疚的概率就会更大。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社会舆论对幸存者归因的影响,往往会加深其内疚的程度。


幸存者个体出现这种“幸存是不应该的,甚至认为都是自己的错”的归因偏差与社会的群体归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在于社会文化心理中的——【英雄崇拜】,根植在幸存者的潜意识中,影响了其浅层意识的归因。


简单来说,就是在普世价值观中,人们倾向于肯定与赞扬“英雄”,而对平凡与普通有负面的定义倾向。

如果去看一些社会案例的话,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灾害性的事件发生,如果有英雄式的人物出现,人们就会大力地赞扬,舆论方向就会倾向于集中于英雄式人物,创伤事件以及所有的幸存者都是为了这一舆论而服务的。


——人们倾向于忽略关注幸存者本身,幸存者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中却被边缘化了。

与此同时,在一些特殊性的情境事件中,比如在一些灾难片或英雄主义的影视剧中,为了突出英雄式人物,或者故意刻画极端情况下的人性弱点,人们会把非英雄式的幸存者定义为或者说呈现为一种弱小无助,甚至是胆怯懦弱的形象,向人们传达一个信号:幸存者往往建立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之上。或者将人性的弱点极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供人评说。


甚至会形成一种【受害者奚落】的奇怪现象。因此,【幸存者】本身在普世价值观中,就意味着普通,甚至无能,是不值得赞扬的,是需要被同情的——“同情”本身就意味着否定。


这些都在平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一旦自己亲身遭遇,并成为那个“弱小”的幸存者,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往这些价值观上套,从而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产生“我本可以怎么样或我本可以不怎么样”的虚拟归因。


即,如果幸存者本身就很能接受这一普世价值观,或者在创伤后长期接触外在的舆论导向,会很容易将“英雄崇拜”与“超我崇拜”挂钩,虚拟和夸大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用,将外在的同情内化为对自我的否定从而引发自责和内疚的归因。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舆论的非理性,反过来逼迫幸存者进行有罪归因。


由于群体本身不具备理性,社会舆论往往并不具有理智性特征,常常会出现非理性和主观性的表达,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达,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表达甚至是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当幸存者暴露在这些观点之中时,就会很容易受影响。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 恶性的舆论评论与舆论暴力


比如“受害者有罪论”,人们对于幸存者并不抱以同情的态度,反而认为幸存者是有罪的,是自作自受,或者直接指责幸存者是“苟活”,用道德之剑嘲讽其”应该去死“;


比如因为某种目的,对幸存者进行刻意抹黑——


在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中便记录了这样的事件,因为当时美国施行的《排华法案》,泰坦尼克号的六位中国幸存者被驱逐出境,并被大肆诋毁,污蔑他们是用不堪的手段逃生,最后甚至是被刻意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无法得知前人的心理历程,但如果现实中对幸存者有发生这样的恶意中伤和引导舆论谴责的事情,无疑对幸存者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当他们的心理防线被击溃,很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修正,对这样的说法进行认同,对自己进行谴责,甚至是产生轻生的念头。


  • 旁观者的理想归因


大众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往往会容易就事件发表自己“旁观者清”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常规逻辑,对幸存者说出类似“你当时要是怎样事情就不会发生“的逻辑推断;或者是从自己的理想角度,用普世价值观对幸存者施压。


在即将上映的影片《姐姐》的先导片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幸存者事件,父母突遭意外身亡,留下幼子与长女。姐姐与幼弟都是幸存者,但姐姐身边的舆论会倾向于作为弱者的弟弟,而忽略姐姐这一幸存者本身,对姐姐不断施压,“他们都认为他是我的责任”,并将一切归因为姐姐的个人因素。


——在现实当中,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扶弟魔”,“凤凰男”,其中有一些这样的个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有来自身边人的信念灌输,比如“都是为了你,我们才……”,“你以后生活好了,不要忘记……都是多亏了……你才有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因为你,……是不会这样的”,诸如此类的话语,在他们内心深处造成强烈的愧疚感。


当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后,会认定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如果不帮扶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甚至可能会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索取,承担超过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 牺牲者亲友的情绪宣泄与社会抨击


对于牺牲者的亲友来说,他们是悲痛的,有时候难免会产生“为什么活着的是你而不是他”的情绪化宣泄,当社会同情弱者时,有时候也会对幸存者进行抨击。


也很容易引发幸存者的内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幸存者内疚发生的情况还具有一个共性,即幸存者与牺牲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同伴关系。也就是说,一同经历创伤性事件中的人,相关性较大的话,幸存者内疚发生的概率较高;相关性较小,比如陌生人之间,相对发生的概率就小一些。


因此,要探讨幸存者内疚的可能性成因,除了归因偏差外,不能忽略的是幸存者的【恐惧代偿】。


当我们去回看底层逻辑时,会发现内疚的背后是恐惧,幸存者内疚也不例外。

一方面,当人们在创伤性事件中时,往往会直观地感受到恐惧,这个恐惧有可能是事件本身带来的,也有可能是自己直面内心深处的阴暗面甚至做出了违背自身道德的选择后的影响。


在创伤过后,这种恐惧也依然会烙印在人们的心里,甚至延续一生。

为了应对这个恐惧,人们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代偿,使自己的心理平衡。


而幸存者的内疚也同样属于恐惧的代偿。使自己能对那个无能为力,甚至是可怕的自己有合理化的归因。


当人感到无能为力时会产生类似于对他者的内疚或对自我的责备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对于幸存者来说,由于创伤的突发性与显性影响,会削弱人的心理保护屏障,这种内疚感就容易被放大。恐惧也随之放大。


因此造成了幸存者的焦虑甚至是失控。


另一方面,当人们从创伤性事件中“幸存”,而自己的家人朋友等却没有幸存,人们就会同时面对重要的人从自己生命中剥离的创伤,或者承受眼睁睁看着重要的人仍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的无能为力感。


对幸存者的打击就是双重的。


为了应对这一可怕的境遇,幸存者就会产生内疚的归因来进行代偿,让自己合理地待在糟糕的情绪里,待在“过去”,而不必去面对孤独前行的未来。


对疗愈幸存者内疚的一些看法


一般认为,疗愈幸存者内疚,需要幸存者能够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适当暴露】给能够不带评判倾听的人,有能够同理并理解幸存者背后对自己的自责的人来接住自己的情绪,有利于幸存者疗愈内心的创伤,从而消除内疚感。

通过安全的手段使幸存者与曾经的创伤与内心中的愧意【进行和解与完成告别】是一个通行而重要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泰坦尼克号》,女主Rose劫后余生后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嫁人生子,无波无澜。她没有忘记Jack,没有忘记泰坦尼克号发生的一切,但她完成了与Jack的约定,幸福终老。就是一个和解与告别后的例子。

因为她在幸存的时候得到了Jack的“原谅”和“鼓励”,与“不幸者”达成了和解,Jack用一个“永不放弃”的承诺与她【完成了告别】,因而在余后往生她可以继续她平凡的一生,而不是活在各种心理代偿中。

对于现实中更多的幸存者来说,并没有机会进行告别,因而一生都会容易将那些意象内化为限制自己的壁垒,从而活在内疚中。


即使是对于非重大创伤事件的日常幸存者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没能好好地与“过去”(包括人和事)进行告别,所以让“过去”羁绊住自己前进的脚步,使自己的人生不能脱离自己内心的阴影,用内疚来合理化“过去”对自己边界的侵入,既过不好自己,也没有实质上地使“过去”变好。

因此,面对内疚,接受自己内心的道德冲突,明了真正的负责任不是将一切扛在肩上,告别过去,原谅自己,将有可能消解这一心理应激,否则将成为伴随一生的创伤。 


原创:无需刻意
责任编辑:一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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