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死亡的背后:网曝终成网暴

发布时间:2021-01-07 21评论 1105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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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嘉曦
来源:中财应用心理(ID:cufemap)


“某校学姐事件”、“被人偷拍造谣的吴女士事件”、“成都确诊新冠肺炎女孩事件”......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舆论事件引发了关于“社会性死亡”的讨论。


而在当下,“社会性死亡”已经演变为个体遭遇网络暴力后,陷入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困境的代名词。所以究其本质,“社会性死亡”就是一种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的心理动因


网络暴力有其社会原因和网络技术发展原因,也有其深刻的心理动因。


(1)道德审判


某些网络暴力事件发端于社会热点舆论事件,起始于道德和正义的初衷(侯玉波,李昕琳,2017),比如“为无辜的学弟鸣不平而网暴学姐”,国外研究者把这类网络暴力称为网上羞辱( online shaming) ,大量网民就某一热点发表评论,期望惩罚违规者,维护社会秩序。但随着事态升级,有人通过人肉搜索曝光当事人的隐私,越来越多的网民盲目参与进来,打着正义的旗号谴责谩骂,对“有错之人”进行道德审判,用网络暴力伸张所谓的正义。所以不乏好事者一开始对学弟口诛笔伐,从道德制高点对他指手画脚,而舆论反转后又将其无处安放的怒火和不愿承认的愧疚指向学姐。


(2)宣泄式的恶意攻击


始于情绪宣泄的纯恶性攻击也称为网络欺凌( Cyberbullying)。某些网络事件或信息引发了大众的不满情绪,同时意见领袖的引导使事态不断扩大,导致起初只是原始信息受到指责,此后凡是与此条信息相关的人或事物都会被迫卷入,这条原始信息的发布者会成为众矢之的。


在性骚扰事件中,公众的刻板印象自动认为女性必然是受害一方,因而有人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就带着愤怒去攻击男性当事人。

出现确诊病例,有人将自己的焦虑、恐慌,以及生活受到影响而产生的愤怒打包在一起,投向确诊女孩,不怀好意地评论着她的身材、长相、生活和工作,从而使自己的情绪得以宣泄。


(3)匿名性带来的责任感弱化


现实生活中,人们受到制度、道德和形象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不免会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给了人们一种形式上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让畅所欲言、无所不言成为可能,网络公民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不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这片自由而又广阔的天地中,有人便会认为互联网乃“法外之地”,不需要考虑自己的言论对他人的伤害,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所以肆意地造谣、发泄、攻击谩骂、以及随意传播未查证的信息。


(4)集体无意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可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这就是乌合之众。”虽然参与网络论战的网民在现实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地位、经历,但当他们成为网络上某个集体中的一员时,个人的异质性就被群体的同质性所替代,集体无意识成为主导。所以网民并没有根据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观做出理性选择,而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产生了与集体相同的激烈情感,做出了与集体相同的决定,从而被卷入一场网络“战争”。


(5)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网络群体中出现的激烈的、非理性的观点会引发群体的认同,并在群体成员的推波助澜下变得更加极端。一些舆论事件发生时,那些群起而攻之的极端主义者扛着大旗,竭尽全力地招揽着自己的跟随者,而这时的确有许多网民加入他们的大军,相信他们也许并不正确的立场。最终我们就会看到某个一边倒的观点,还有某个庞大的持有相同意见的网络群体,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把舆论事件推向极致。(何新华,2008)


(6)情感启发式


情感启发式是指在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中,个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利用自己对任务选项的主观情感反应来做出决策。情感启发式的心理机制可以用双加工理论来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提出,个体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有两个系统起作用,一个是直觉系统(即系统1),另一个是理智系统(即系统二)。双加工理论认为,情感是双加工系统的基础,理性分析在决策中固然重要,但在不确定、复杂和有危险的环境下,人们更多的依赖于简单、快捷和更有效的情感经验做决定(李海军等,2014)。


网络谣言中的“性骚扰”“出轨”“新冠肺炎确诊”等字眼等都带有一定的负面性,营销号的炒作更加渲染了气愤、恐惧的心理,因而使得部分网民在不确定情境中对事件进行评论时失去理性,在情感启发式偏差的作祟下采取了网络暴力的方式。


关于最近几起舆论事件的反思


我们鼓励“学姐们”勇敢发声保护自己,但不应把“社会性死亡”作为利器。网络暴力作为一把双刃剑,受害者和施暴者都将难以幸免。在快速的网络传播、各种声音的推波助澜下,舆论逐渐发酵,最初受害者被网暴,最后施暴者也被网暴反噬,你是否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可怕?

 

有人说,“社会性死亡”如同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谋杀”。一张没有来源的图片、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就可以像热带雨林里的蝴蝶引起一场网络风暴,主观的恶意裹挟着客观的伤害,将当事人拉进舆论的深渊。网络谣言除了成为看客们的娱乐狂欢,有谁能从中获益呢?

 


是的,我们普通百姓对病毒无能为力,把对病毒的恐惧转嫁成对感染者的防卫,抨击打压病毒感染者“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控制感和安全感,但对疫情的焦虑不应该成为网络暴力的借口。病毒感染者是受害者,而不是敌人。网暴之下,道歉的应该是她吗?

 

英剧《黑镜》呈现了一个由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社交未来,人们享受着被黑科技包围的快感,却像疯狂吸食毒品一样被扭曲、被毁灭。看这部剧的时候一边感叹我天呢还能这么搞,一边觉得后背一丝丝发凉。抽离出来之后庆幸这就是个科幻片儿,咱现在还没被科技绑架呢,回过味儿来就细思极恐了,这......隐约......明明......是能从片子里窥见现实的影子的。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和制造传播谣言的成本如此之低,这些舆论事件的助推者、旁观者,又怎么能保证下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不会是自己呢?


但愿网络上的我们,都能做一个nice的人。

 

给予善意,也被善意拥抱。

 

参考文献
程华倩.(2020).基于双系统理论模型的网络暴力成因研究. 戏剧之家.(09),186-188+197.
冯国栋.(2011).大学生网络群体行为的群体心理学思考. 价值工程.(15),292-293.
黄骏(2020-11-27).谁都无权让他人“社会性死亡”.中国青年报,002.
何新华.(2008).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受众心理机制. 新闻爱好者(理论版).(10),9-10.
侯玉波 & 李昕琳.(2017).中国网民网络暴力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101-107.
李海军,徐富明,王伟,相鹏 & 罗寒冰.(2014).判断与决策中的情感启发式. 心理科学.(05),1238-1244.
罗梦洁 & 刘宇.(2020).基于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下的网络暴力研究. 农家参谋.(03),177.
申竹月(2020-11-27).“社会性死亡”背后有一把锋利的刀.中国青年报,002.
杨荣智.(2019).“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的成因及解决对策. 视听.(12),184-185.
杨怡.(2019).新媒体时代网络暴力现象探究.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2),65-66. 
人民网三评“社会性死亡”之一:下一个是谁?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1130/c223228-31948883.html


作者简介:陈嘉曦,中央财经大学2020级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生,导师为赵然教授。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财应用心理(ID:cufemap),中央财经大学应用心理学科普公众号及中央财经大学应用心理专硕唯一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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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名: 陈嘉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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