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男子砍杀幼儿,背后的真相何时才能得到重视?

发布时间:2020-09-22 3评论 175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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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广州番禺区一家幼儿园门口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家长牵着孩子们正排队上学,突然冲出一名中年男子王某,挥刀砍向孩子。虽然警方很快就到达现场控制了王某,但还是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重身亡。


而王某在被制服的过程中自残,最后也抢救无效死亡。



网上流传出现场一些图片,虽然打了马赛克,但仍不难看出现场的惨况,孩子伤倒在地,鲜血直流!


网友说:这个王某死有余辜,自杀100遍都没法弥补孩子们的生命!


虽然言辞激烈,但这个事件确实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太让人愤怒了!


你一个40多岁的成年人,受了什么痛苦和冤屈,为什么不能冤有头债有主,找跟你有过节的人算账去?


你没有勇气面对困难,却专挑毫无反抗能力的幼童泄愤,滥杀无辜,残害弱者,这与你曾经痛恨的所谓黑暗势力又有何区别?那一张张稚嫩的脸,你看着他们怎么忍心下得了手?


这是严重的懦弱!极其的扭曲!超出了做人的底线,可谓禽兽不如!


相信很多家长、网友都和我一样,哪怕想尽了世界最恶毒的词也难解心头之恨,难解心头之痛!


听说广州很多家长都变成了惊弓之鸟,老师要求家长接送孩子要掐准时间,别让孩子在校外多停留。上下学时幼儿园、小学门口也增强了安保,派警察到场。


说实话,这些措施早就该做了,为什么几乎每次都是亡羊才补牢?


这样的事件早已不是偶发,2019年9月,湖北省恩施市一所小学发生伤人事件,8名学生死亡;


2019年4月,湖南永州一所小学发生砍伤学生事件,2名学生死亡;


2018年6月,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突发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2名男童死亡;


2018年4月,山西米脂县第三中学外发生砍人事件,导致9名学生死亡,凶手是曾就读过该校的学生。


这些案件的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痛恨社会,蓄意报复,有预谋地对弱势群体下手,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


但就算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也不能逃脱法律的责任,残害无辜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暴行必须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受到法律的严惩!


01


关于这个事件,广州本地市民和网络上都有广泛的讨论。主要的观点集中于两个:


第一,有人看到警方通报里称王某“长期有抑郁病征”,便对抑郁症产生误解,甚至对抑郁症“污名化”,认为抑郁症患者非常危险,会滥杀无辜。


第二,根据网传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王某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曾经在广州的媒体当过近10年记者,后来又跳到了某机构当通讯员,但工作一直不稳定,并且和其中一个老东家有劳资纠纷。


王某心中愤愤不平,十几年来一直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但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怨恨越来越深,便决定报复社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后,又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了国家,推给了体制,认为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


其实上面两个观点都非常片面,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这样的理解不但没有看到事件背后的真相,还容易跟王某一样走极端,加深人们对社会的成见,令治安越来越差。


首先,对于第一点,警方应该是掌握了王某的相关病历资料,发现他是一名已确诊多年的抑郁症患者。


这样的通报信息并不罕见,很多恶性事件的报道中,都有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疾病”“患有抑郁症”等字眼。


说实话,抑郁症真的、真的不背这口锅。


单纯的抑郁症患者并不会伤害他人,他们甚至会刻意避开人群,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而且,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共病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也并不一定会被确诊抑郁症。


也就是说,这些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有抑郁症没错,但令他们滥杀无辜的不是抑郁症,而是人格障碍,通常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那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是怎么来的呢?病因是什么?


主流精神医学并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与遗传、大脑功能和结构等生物学因素有关,在心理社会因素方面也认为有所关联,但缺乏深入研究。


而从我们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尤其是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临床实践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成因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


从其发展规律来说,情绪障碍和人格障碍之间确实有一定的重合轨迹,或者先后顺序。


比如,如果患者遭受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创伤或来自原生家庭,或来自校园和社会,其内心往往比较缺乏安全感,对外界应激比较敏感,有的确实会罹患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等精神心理疾病。


如果他们的情绪障碍得不到有效缓解,且不断受到外界的伤害,旧伤未好又添新伤,那么其自卑之余也会产生愤怒,逐渐出现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偏执型人格障碍。


如果愤怒进一步累积,再加上遇到挫折总是外归因,把责任归咎于别人,缺乏自我反省能力,那么偏执型人格障碍可能会发展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也就是说,他们的愤怒对象本来是特定的群体,往往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但到后期愤怒会泛化,他们痛恨整个社会。


当抑郁症非常严重,他们会产生有强烈的自杀念头。但又因为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们也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即使我死了,也要找几个人垫背,他们都该死!”


而且,为了引起社会最大的关注,报复的成功率更高,他们会选择弱势群体下手,并提前策划和踩点,手段非常残忍。


所以,请大家不但不要歧视抑郁症,还要对他们表达关爱和善意。否则,如果抑郁症患者长期受到排挤、嘲讽,对外界越来越愤怒,真的有少部分伴有人格障碍者可能发展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也希望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罹患抑郁症(还包括双相障碍、强迫症、焦虑症等)时一定要谨慎,要考虑到片言只字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若报道中一定要披露病情,就务必采访更深入、专业的声音,进行解读,还抑郁症群体一个清白,不要引起误解。


02


据未经警方证实的网传消息称,王某在旧同事印象中是个“老实人”,话不多,独来独往。可以看出他很可能是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缺乏自信的人。


他在成长过程中很可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心理创伤,比如粗暴教育,也有可能遭受过校园创伤。但他采取的应对方式往往是隐忍,敢怒不敢言,这让老实的他积累了大量的负性情绪。


如果再缺乏家人的关爱和疏导,缺乏健康积极的解压方式,习惯性地外归因,心态就很容易走偏,形成偏执型人格障碍,表现为敏感、多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坏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和同事的人际关系可能也因此不太融洽,难有知心好友,人际关系的冲突又会加重他对别人的误解和怨恨。


而所谓的劳资纠纷,对他来说是一记重大的心理创伤。一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忿忿不平,努力争取,但不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而王某为了此事,十几年来耿耿于怀,大部分的精力、时间被占据,也无法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收入可能也因此不稳定。


这又会导致他的负性情绪进一步加深,认为就是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一切,情绪剧烈波动,易对家人发脾气,也更容易发生人际冲突。这又反过来令他认为所有人都针对他。


当这些人际摩擦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他全然的外归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逐渐就形成了。但这不代表他马上就会报复社会,当遇到某个应激事件,情绪爆发时,他才会采取行动。


至于在劳资纠纷中,王某究竟有没有遭到不公平对待?相关部门、领导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这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但无论结果如何,再怎么世道不公,也不该将无辜的孩子当做报复对象!


还有,如果王某真的曾是一名记者,那么他的人格偏离可能还受到一些职业因素的影响。


记者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负面的、恶性的事件,比如刑事案件、天灾人祸、维权纠纷等等。他们常常亲临第一现场,这些场面可能血腥、恐怖、混乱、悲戚,而他们除了倾听当事人对事发经过的诉说之外,还要直面当事人的强烈负性情绪。


不同当事人的诉说都难免带有不同的立场,可能存在错误的观念、偏颇的认知,甚至比较偏激。而当事人强烈的情绪表现,比如愤怒、痛苦、绝望的神情,非常带有感染力。


以上这些因素对于记者来说都是一次次的心理冲击,也可以说是叠加性的心理创伤,令记者们也出现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再者,出于主客观因素,大部分记者的采访报道只能止步于事实的表面,难以触及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和真相。可能很多记者只看到表面的、当下的“不公平”,但并未看到其背后的社会转型和阶段性问题,缺乏长远的目光和时间思维。


而且,我国的新闻学理论和概念有很多来自于西方国家,部分新闻学学子、入行不久的记者受到影响,怀有一股朴素的“新闻理想”,深深崇拜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不受管束的舆论环境,对祖国的舆论制度缺乏认同感。


个人认为,这是对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幻想,也是对真正新闻理想的误解,突如其来的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国内的大众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深刻认识。


总之,王某也可能受到了记者职业生涯的一些负面影响,加重、加速了他的人格偏离。


对于记者群体来说,因为接触的负面信息较多,如果缺乏良好的家庭支持体系,没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和解压方式,对社会趋势和时事又缺乏深入理解的话,真的容易在心态上走偏,爱抱怨别人、抱怨社会,出现人格和精神心理问题。


03


既然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那么可怕,我们该如何应对?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识别和干预,而且早干预、早识别。


国内对人格障碍的识别和诊断非常薄弱,主流精神科只有轴一诊断,也就是主要诊断,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


而对于轴二诊断,也就是人格上的诊断,虽然权威指南上都有,但医生们一般不作鉴别,也很少下诊断。


像上文的王某,医生只诊断了抑郁症,却没有诊断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连医院的专家都未能识别出人格障碍,如何要求警方和媒体记者能作出全面的、客观的通报?


所以,临床中加强对人格障碍的识别和干预,在政府和社会服务中加强对人格障碍患者的重视和关注非常重要。这相当于心理卫生工作的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


最近,国家卫健委发布文件,要求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应纳入情绪状态评估,加强“心理体检”,尤其是抑郁症的识别。这个举措是好的,但远远不够,仍必须加强人格障碍的体检。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心理体检中筛查出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冲动型人格障碍,一定要高度重视。


一方面,医院、相关部门要加强与患者家人沟通,增强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服务,关爱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人文关怀,慎防他们做出极端行为。


而且,对于学校教工人员、公共交通驾驶员,人格障碍的心理体检和筛查是必要的!


如果再深一层,如何实现人格障碍的第一级预防,也就是病因预防?如何尽量避免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人格障碍患者?


这就涉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话题了,尤其是家庭。塑造良好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引导孩子建立积极的三观和综合性归因模式,这是根本。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持续地宣传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精神心理知识,对大众的教育过程需要从量变到质变,才能引发整个社会观念的觉醒。


所以,抱怨真的解决不了问题。社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组成的,要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每一个人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文:何日辉  (公众号:晴日心身医疗)
责任编辑: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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