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生命的延续3

发布时间:2020-08-04 3评论 163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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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接上):


“支教后,你和学生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我觉得不需要保持长久的联系。有和他们的老师联系,但没有和哪个学生直接联系。学生都没有手机、电话,也没办法单对单联系了。教他们知识,并不需要让他们感谢我,反而是我需要感谢他们。感谢相遇。就好像,我遇到您,也许人生中和您只有一次偶遇,就可能不再见了。人生不就是一次一次的相遇和分离吗?” 楼雨晴略带笑地说。

 

话题谈到这里,好像已经终止了。她的内心,已经接受了生命的终止,但,她不甘心。不甘心年少青春,大好前程,被疾病挡住了去路。

 

在她的叙述中,很明显,带着浓浓的抑郁情绪。即使不带任何的声调,也没有哭泣,反而是微笑。无法掩饰对自身境遇的怜悯。

 

看到她的笑,让吴老师心里忽然感受到“空”。就好像,支持大厦的柱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击垮了。

 

在吴老师的经验里面,当人们面对死亡,总会有悲伤、恐惧,而她,却面带微笑。这种笑,是喜悦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那是什么?暗藏着什么心理?


吴老师陷入认知不协调。

 

死亡和微笑,本来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导致了内心的不和谐、不稳定,打破了内心的平静。为了重建内心的稳定,需要重新建构认知,实现认知的协调。

 

吴老师在反思,问题在哪里?或者说,她要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找到问题,那么,也没有办法进行干预。

 

在过去的案例中,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在教科书上找到相似的案例借鉴。

 

“她要的人生意义答案,是什么?难道,答案在我这里吗?还是,她已经有答案了,只是需要咨询师来确认呢?”吴老师陷入自我沉思。

 

此时,遇到了个人咨询生涯的挑战。

 

吴老师一边做笔记,一边快速思考对策。


心里想:“与其解释生命的意义,不如让她了解探索生命的意义的方法。能够使用给晓东的那套工具吗?不行,太残酷了。当个人已经面临死亡,已经深深感受到死亡的恐惧,没有必要启动其死亡意念。虽然个人没有为社会创造实体,但是,总可以留下一些东西,可以有声誉、身体、相片等。不过这些东西,并不适合告诉她,而是应该让她自己探索出来。自洽地选择,哪怕什么都留不下来,那,也是自己的选择。”

 

“刚才您讲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吴老师问。

 

“我想,可能是延续吧。人类社会,不就是延续吗?包括基因的延续和文化的延续。不过,这两种,我都没有机会办到了。”楼雨晴双手一摊,表达着自我对人生无尽的遗憾。

 

“是吗?除了这两种延续,还有其他的意义吗?”吴老师并不会因为楼雨晴的悲观情绪限制了他的理性。长期的咨询工作,他已经能够觉察共情的影响。


什么是共情?


共情通常被描述为一个感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另一个人,感觉自己进入了别人的思想,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自己放在他人的角度去想、去感知 、去行动 。


共情这个概念有着哲学和美学的渊源。德国哲学家Robert Vischer(1873)建议用“Einfühlung”( empathy的前身 )这个德文单词来表达人们把自己真实的心灵感受主动地投射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 。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 Theodor Lips指出:人们彼此正是通过“Einfühlung”的形式,来了解对方和对对方做出反应的,它是发生于投射 (projection)和模仿之前的,而且当人们之间的情感模仿增加时,Einfühlung也会跟着加深。Edward Titch2ener (1909)造了一个英文新词 empathy来取代 Einfühlung,这时他把它重新定义为 :“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 ,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郑日昌, 李占宏,2006)。

 

面对两种延续都无法执行,对于楼雨晴来说有点可悲。试探着找到其他意义,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引导她做更广泛的探索。

 

“其实,我想可能还有一层意义,我不太敢说。”楼雨晴咬紧嘴唇,皱褶眉头,眼睛一下子红了。

 

“好的,如果您愿意,可以适当说一些相关的事情。也许我可以给一些反馈。”


听到吴老师的回答,楼雨晴压抑不住内心的悲伤,眼泪夺眶而出。此时的心情,犹如建立起来的大坝,阻拦着一潭深水。忽然敲掉大坝的围栏,水立刻涌出来。

 

吴老师默默地递上纸巾,在咨询室里,来访者哭,非常常见。对于长期压抑情绪的来访者,哭泣,反而是转机。他没有劝,也没说其他话。楼雨晴也不做任何掩饰地,小声地哭着。

 

吴老师此时心情如何?是悲哀、惋惜?

 

“对不起,老师,我实在太难受了,现在哭了一会,好一些。”

 

“没关系的!”吴老师也被感染了情绪。心理咨询师也不是铁人,也是有感情的。


“咳咳,请您说吧”。吴老师清了一下嗓子,鼓励楼雨晴继续。

 

“嗯,我听说,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会立遗嘱,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楼雨晴说

 

“哦!如果能够帮助其他人,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吴老师试探性地反馈。

 

 “是的,既然能帮助到其他人,又何必纠结自己的身体的完整性呢?”

 

“您家人知道吗?”

 

“还没有和他们说,不过,我坚持的事情,他们一般会支持的。”

 

“嗯,那就好。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波动理论了。”这个和生命意义有关系。


吴老师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卡片: 


                                          

自从晓东那里回来,吴老师找人设计了这样的卡片。

 

“留下一点东西,器官算吧!?”楼雨晴问。

 

“我觉得算的。”

 

她:“嗯!”

 

他:“嗯!”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点头。一个在做生命的最后努力,对命运的不屈服。让生命有意义。一个在鼓励勇敢地面对困难,生命有多难,只有自己知道。

 

眼泪,从楼雨晴脸颊流下来。“老师,让您见笑了!”她一边擦着下巴的眼泪,一边笑着说。

 

再次看到这样的笑容,吴老师越发感到难过。既然无言以对,只能微笑应对。

 

“老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们合个影吧,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我叫助手进来。”

 

助手进来,用楼雨晴的手机拍了照片,又用吴老师的手机拍。然后,助手出去,把门关上。

 

“老师,感谢您!我要走了!”

 

“好的,要叫您妈妈进来吗?”

 

“嗯!”


在送走了母女二人前,吴老师专门加了她妈妈的微信,希望保持联系,随时提供辅助。

 

“她还会再来吗?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他想。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也就是刚刚,收到了雨晴妈妈的微信:“雨晴走了,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又收到一条微信:“吴老师,雨晴在临走前,让我转告您,感谢您认可她,做了捐献的决定。器官已经准备植入他人体内。”

 

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方式。

 

01

关于遗体捐献,

人们什么态度呢?


遗体捐献是获取用于移植的器官和同种异体组织材料(包括皮肤、骨、大血管、瓣膜、大神经等)的唯一合法途径,对临床救治和解剖教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夏晓雯,2013)。


在一项以杭州市民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有66.3%的人对捐献了解,仅有5%的人对器官捐献非常了解。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40.7%的人“愿意在百年后捐献自己的遗体和器官”(葛文杰, 郭常娟,2019)。


这个研究数据和许丁艺等(2019)以西南地区民众作为调查对象一致。在这项调查中,被调查者的遗体捐献意愿分析: 愿意占 37.6%,不愿意占 62.4%; 器官捐献愿意占72.2%,不愿意占27.8%。很明显,调查者对于器官捐献的意愿大于遗体捐献的意愿。


许丁艺等(2019)认为:后者要求捐献者有更大的勇气, 需要更多来自社会的肯定,他们献出的不仅躯体,更重要的是人道、奉献和博爱精神。

 


人们不愿意死后遗体捐献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


  • l  捐献遗体会引发家人或亲朋的质疑或不满

  • l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损毁

  • l  对死亡充满敬畏,有迷信观念的一定影响

  • l  对医疗机构等不信任,担心被他人用于谋利

 

关于器官捐献的工作,我国在2000年才有立法支持。2000 年上海首先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将其遗体捐献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推动了遗体捐献的规范进行以及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并对国内其他省市遗体捐献立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刘长秋,2013)。现阶段我国公民去世后进行捐献仅为0.6/100万人。

 

02

什么是认知不协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上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费斯廷格(也有翻译为费斯汀格)创立。他认为人们的内心存在矛盾和不矛盾。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内心不矛盾,但是做不到,所有人都处在矛盾的状态。矛盾,显得太过于冲突,费斯廷格把矛盾换为协调。即,每个人心理都可能不协调。


这个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费斯廷格认为,人们为了自己内心平静与和谐, 常于认识中去寻求一致性, 但是不协调作为认知关系中的一种, 必然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马德峰,1999)。


不协调具有心理动力属性,人们会努力保持心理的一致。于是费斯廷格进一步提出两大基本假设:


(1)是作为心理上的不适, 不协调的存在将推动人们去努力减少不协调,并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


(2)是当不协调出现时,除设法减少它以外, 人们还可以能动地避开那些很可能使这种不协调增加的情境因素和信息因素。

 

两个要素:


认知不协调理论,强调的是认知。基本单位是认知,它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认知不协调理论包含两个认知要素:


要素一:关于自身特点和自己行为的知识。比如,我今天要出去跑步。


要素二:关于周围环境的知识。比如外面在下雨


三种关系:


基本的认知要素相互间的关系组成了认知结构的状态。认知要素之间的关系有3种:


  • l  无关系

  • l  协调一致的关系

  • l  不协调的关系

 

(1)无关系。两种认知要素间没有联系,比如“我是一个学生(自我特点)”与“外面在下雨(环境)”。


(2)协调。两种要素的含义一致或者接近,相互之间不矛盾、保持协调状态。比如“我是一个学生”与“我在学习”。


(3)不协调。“如果考虑到这两个认知要素单独存在的情况,那么一个认知要素将由其反面而产生出它的正面⋯⋯假如从y产出非x,那么x和y就是不协调的。”


比如,x=我有钱;y=我借钱买车(行为);y产出非x,即“我借钱买车”产出“我非有钱—没钱”,我借钱买车和我有钱,不协调。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从y产出非x,那么x和y就是不协调的”。比如,x=我不想工作(行为); y=我缺钱;y产出非x,“我缺钱”产出“非我不想工作”,“我缺钱”和“我不想工作”不协调。

 

吴老师的为什么认知不协调了呢?


“假如从y产出非x,那么x和y就是不协调的”,y=楼雨晴的重病面临死亡,x=她的微笑。y产出非x,“楼雨晴的重病面临死亡”产出“非她的微笑”,y和x不协调。


03

怎么解决认知不协调


认知不协调理论,重点放在“不协调关系”。对于无关系、协调关系,不需要处理。怎么处理不协调关系呢?费斯汀格提出了三种途径:


(1)改变行为


通过自我改变行为,使认知元素之间协调。比如,“y=知道每天长期玩游戏不好”而“x=每天还在长时间玩游戏”。y产生非x,y和x不协调,为了协调,改变行为,减少玩游戏时间。两个认知元素便协调起来。


(2)改变态度


通过改变自己对某人某事的态度,使元素之间协调。


比如“y=我学习成绩很好”,“x=期末考班级排名靠后”。为了协调,可以改变对自己的评价,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可能还有一些知识漏洞。这样认知达到协调。


比如“y=他/她很不爱我”,“x=他/她每天都对我嘘寒问暖”,y产生非x,y和x不协调;为了协调,可以改变对自己的评价,认为y=他/她可能爱我。这样认知达到协调。


(3)引进新的认知元素


通过引入新元素,改变认知不协调的状况。


比如,觉得自己和他/她在一起很久了,但发现对方并没有达到理想的伴侣样子,这是一种不协调。因此,需要寻找爱他/她的原因。如果找到了,那么认知协调,如果找不到,认知不协调。


举例:《三十而已》当中,王漫妮认为和梁有贤互相爱着对方,可以一辈子。但,梁有贤是不结婚的。

 

y=王漫妮&梁有贤互相爱对方,x=不结婚;当y产出非x,即结婚,那么y和x不协调。


王曼妮怎么办?


引进新的认知因素,他并不爱我。y=王曼妮爱梁有贤,但他并不爱我。x=不结婚。y和x处于协调。

 

那么就分手好了。

 

 



文:吴翔    (心理套娃发明人 ,心理咨询师二级,网易特邀讲师,壹心理特邀直播、录播讲师;中山大学心理学硕士;心理艺术化创新实验室核心成员;TEDx演讲嘉宾;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心理援助热线项目发起人之一;广州交警青年“战队”学院策划者之一,广州青年就业创业导师;微信公众号:搜索wuxiangxinlimen或者心理门,心理咨询,请在壹心理咨询页面,搜索“吴翔”)
责任编辑: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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