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经典Ⅲ-理解人格结构5:初级防御

发布时间:2020-05-25 0评论 8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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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初级防御,包括初级防御的十个表现。

 

防御概念是精神分析人格诊断的核心要素,分析师在诊断人格类型时,需要了解个体惯用的特定防御方式,或特定的防御方式组合。因此,可以说,人格诊断名称实际上是个体防御方式的简称。

防御最初是指个体在体验周围环境时,整体的、自然的、适应性的方式。弗洛伊德是最早对这一过程进行观察和命名的人;他当初选择“防御”这一词汇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偏好。首先,他喜欢用军事用语比喻心理层面,以迎合公众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又因为教学所需,他将心理机制类比为军事行动的运筹——在妥协和决胜之间灵活斡旋。

其次,他在初步涉及防御概念时(压抑、转换、分离),是从临床上的令人印象深刻、极富戏剧性的症状中,识别出的症状的防卫作用。他发现,那些情绪异常、歇斯底里的患者,其实是试图以此避免再次体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防御性表达造成了患者的痛苦不堪,但对痛苦体验的防卫迫使他们乐此不疲,很愿意进行防御性表达。因此,治疗即是寻找最初导致不良防御的情景,使患者对这种情景的体验意识化,从而削弱这种体验的负性作用,改变防御,更好地适应环境。

防御也有许多有益的功能,它作为健康的、创造性的适应方式,将贯穿个体融入环境的整个人生,保护个体远离威胁。

我们可从以下两种情境中清晰地感受到防御的存在:

一是,回避或掌控那些强烈且恐怖的情感,通常是焦虑,但有时也可能是极度悲痛、愧疚、嫉妒,及其他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

二是,维护自尊。自我心理学理论主要强调防御处理焦虑的功能;客体关系理论关注依恋和分离,但也重视压抑内心悲痛的防御作用;自体心理学认为,防御有助于个体维护强大、稳定、正性的自体感受;关系取向的分析师也强调伴侣之间或团队成员之间共用的防御方式。

精神分析学家时常假设:个体都有自己偏爱的防御方式,依此形成稳定的、具有个人特色的应对方式。人们对特定的防御方式形成自然的依赖,是由于以下四个因素导致:

一是气质;

二是早年经历;

三是,模仿或受教于父母及其他重要客体的防御方式;

四是,使用特定防御后的获益或强化。

不同的防御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发育阶段,成熟度也不一样,比如,否认出现得极早,较为不成熟;投射则稍晚一些,认同更晚。

总体而言,被称作“原始性”、“不成熟”或“低层次”的防御主要是指自我与外界的边界较为模糊;而那些“次级”、“成熟”或“高层”的防御则是指个体内部的界限相对清晰,如自我与本我、超我与本我,或观察自我与体验自我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

原始性防御以混沌的、边界不清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感觉、认知、情绪和行为之中,而成熟的防御则能够调节思维、情感、感觉、行为,及互相间的特定转化。这种初级、次级防御之间的概念区分似乎过于绝对。

科恩伯格Kernber指出,边缘性来访者习惯用原始性投射和内摄,并认为退缩、否认、全能控制、原始性理想化和贬低化、投射性认同及分裂防御都具备“原始性”防御的特性。

原始性防御具有与个体前语言发育阶段有关的两个特征:

一是,缺乏现实检验能力,二是,缺乏对自身之外的事物的独立性和恒常性的鉴别。例如,否认被视作比压抑更加原始,因为但凡被压抑的事物,至少得先被个体意识到,然后才能被推入潜意识;而否认则是个即刻反应,缺乏思考过程。当自身之外的客观创伤突然降临时,自动把愿望认作事实——“这不可能”。而压抑则是“这是事实,但我得忘掉它,不然太痛苦”。

同样,人们运用“分裂”的防御机制时,会将体验绝对地分为好和坏两种,无法容忍困惑或矛盾。当儿童感到舒适满足时,会将母亲知觉为“好妈妈”;而感到挫折烦恼时,又会将母亲知觉为“坏妈妈”。这种思维方式常常形成于儿童发展出多维统一的客体之前,因此我们将这样的防御称之为原始性防御机制。在婴儿认知发育到一定程度才能整合两种情境中的母亲的形象,在这之前,好和坏的认知有可能是统一的,也有可能是分离的。相比之下,合理化防御就相对成熟,因为它需要成熟的言语和思维技能,即个体必须与现实更加协调,才能对自己的感受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首先来看“极端退缩”的防御方式,

在婴儿遭受极度刺激或痛苦时,只需进入睡眠便可解脱。因此,退缩至另一种意识状态是可观察的、人类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成年人的退缩常见于社会或人际情境,用沉溺于内心的幻想来替代与他人交往时的压力;习惯性使用药物来改变意识状态,同样可被视为一种退缩;有些专家认为“自闭幻想”也属于退缩,它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人际接触的全面退化。

婴儿喜欢采用退缩来处理应激,越是敏感的婴儿越容易产生退缩行为。他们有丰富多彩的内心幻想,并认为外部环境艰难险阻,因而望而却步。养育者及其他早年重要客体的过度关注和情感侵入都将强化个体的退缩;反之,对儿童的要求置若罔闻,任其自流,也使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内心想象去应对外部刺激,这种忽视和隔离也将加速退缩的形成。分裂型人格正是长期依赖退缩性防御而产生的恶果。

退缩的明显弊端在于,它阻止个体去积极寻求解决人际问题的方法。与这样的分裂型伴侣相处时,人们常常很难激起他们的情绪反应。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他只会不停地摆弄电视遥控器,毫不理会我”。

 

第二,否认方式,

婴儿在早期用于处理不愉快体验的另一种方式,是拒绝承认负性体验的存在。否认是所有人面对灾难时的本能反应;个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啊,不可能吧!”这源自儿童自我中心式的原始反应,这些前逻辑信念让儿童掌握了这样一个经验:“如果我不承认,这事就没有发生”。

有一位来访者的父母,有三个孩子出生时都因基因缺陷而夭折。但他们却熟视无睹,也不顾夭折的可能,继续坚持生育。也无视幸存子女的健康,一味寻求基因方面的咨询以支持自己的行为,并坚称自己的境遇源自上帝的意志。若个体在明显消极的环境中,反而产生欣喜、愉悦的体验,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否认防御机制在起作用。

多数人偶尔会用否认来抵御生活中的不快,许多人也频繁利用它来应对无法抗拒的压力。若某人伤感而又不被允许哭泣,那么最好否认自己的悲痛。在危急关头否认自己身处绝境,有时可以救人于危难之中:否认可以激发个体的现实效能,甚至英雄举动。战场上常有这样的传奇——英雄临危不惧,从而虎口脱险,就是这个道理。

但否认也常酿成恶果。有的人拒绝接受每年的乳腺检查,好像如此便能  神奇地阻止癌症的发生。有的人不承认伴侣的施虐行为;酒鬼抵赖自己的酗酒问题;母亲对女儿遭受性骚扰视而不见;老人否认视力下降而拒绝停止驾车,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其实在许多成熟的防御机制的应用中也可以看到否认的影子。例如,我们在劝慰别人的时候常说:拒绝你的人其实是喜欢你的,只是可能还没做好准备。这种劝解中便包含了否认,我们实际在将他人的拒绝和托辞进行合理化。反向形成机制也与否认有关,在这一防御过程中,情绪颠倒反转,构成了一种更特别、更复杂的否认机制。

否认防御机制的典型病理例证便是躁狂现象。个体在躁狂状态下会用匪夷所思的方式否认自己的躯体限制、睡眠需求、财政危机、个人弱点,甚至即将来到的死亡威胁。若说抑郁是将痛苦无限放大,那么躁狂便是将事实看得无足轻重。“轻躁狂”存在躁狂和抑郁心境的反复出现,我们将这种心境摇摆理解为个体反复使用否认的结果,他们因为躁狂状态而精疲力竭,心境随之不可避免地瓦解至抑郁状态。

成人自然而然的否认与大多数原始性防御一样,都源于抵制焦虑和痛苦。尽管如此,轻度躁狂患者却颇讨人喜欢。许多喜剧演员和娱乐圈艺人机智幽默、精力过人、言语诙谐,且具有高度的感染力,这些特征有助于他   们长时间地掩盖和转移痛苦情绪。但他们内心深处的抑郁情绪只有至亲好友才能知晓,这种魅力非凡背后,是付出很多艰辛的。

 

三是,全能控制,

在新生儿的眼中, 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冯纳吉Fonagy认为,生命的前18个月,婴儿一直处于“心理等同”的认知状态,认为外部环境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相同的。在新生儿看来,外界事物源于自己的内在,即:如果他们感到寒冷,而养育者也恰好读懂了他们的意思,并及时给予温暖,那么前语言阶段的婴儿便会认为自己具备控制外界的力量,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到温暖。

成人心中多少会保留一丝婴儿期的全能感,以唤发我们的胜任感和效能感。每当愿望得以实现,自然体验到一种“超能”感。任何凭借预感而赢   得好运的人,都会品尝到全能控制的美妙滋味。在美国存在这样一种信念:人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虽然这公然违反了社会常识和人类经验,但它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促进自我实现的作用。

有些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体验全能控制的感受,愿意将所有的经历都归功于自己无限强大的力量。如果个体一味追寻并享受这种全能控制的感受,而将现实和伦理都抛在脑后,那么他的人格便已达到病态的标准,即“社会病态”或“反社会人格”。

 

四是,极端理想化和贬低,

婴儿确实强烈需要相信自己的父母能够保护他们远离生活中的所有危险。这样,成年后,我们就很难回忆起当年的惊恐、疾病和伤害袭来时的脆弱,甚至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恐惧。

对于父母而言,被年幼的孩子视作无所不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毫无疑问会增加孩子对父母的仿效,也没有什么比孩子纯真的依赖和爱戴更能打动人心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容易唤起孩子对父母深深的失望。我记得小女儿在2岁半的时候有次大发脾气,仅仅因为我告诉她,自己没法让雨停下来,好带她去游泳。

每个人都有理想化倾向,我们习惯将儿童期全能感赋予我们情感依赖的对象。正常的理想化是成熟爱恋的必要条件。然而随着个体逐渐发育长大,将童年时的依恋对象逐渐去理想化,也是分离一个体化的必要程序。成熟少年若过度恋家,当属异常。有些人似乎不愿改变自婴儿期沿袭的理想化倾向,这说明个体用原始的心理结构孤注一掷地对抗内在的恐惧,不断确认自己的依恋客体是全知全能的,并通过自己与理性客体的心灵合一来确保安全无虞。理想化还能有助于摆脱羞耻,使自我的缺陷通过与理想客体的融合,可以得到很好的补救。

理想化防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性贬低的结果。因为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理想化注定带来失望感。理想化后的客体越是伟岸,优点越丰满,幻想的破灭也越彻底。

 

五是,投射、内摄和投射性认同

投射和内摄这两个原始性防御过程代表了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都呈现出区分内心主观与外界客观之间的模糊不清。发育正常的婴儿在能够辨别体验来自内部还是外界之前,曾经有过“我”与“世界”等同的心理感受。生了疝气的婴儿很可能只体验到“我痛!”而非“我肚子里很痛。”他们尚不能区分来自体内的疼痛(疝气)和外界刺激(尿布裹得太紧)导致不适的不同。这种难以鉴别的状况会逐渐衍生出婴儿的防御功能,我们称之为投射和内摄。二者同时运行时便合为一种防御方式——投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和内摄性认同的运作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而无法完全了解他人时,我们都倾向于通过投射自己的体验来理解别人的主观世界。人们的直觉、与他人心灵相通时的高峰体验,都包含将自我投射至他人的过程,这种投射也会引起双方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陷人爱河的人都十分善于用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方式洞察伴侣的内心。

投射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可怕的误解和人际冲突。若投射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或被投射的内容是自我的消极和不能接受的部分,那么人际适应困难便会接踵而至。个体如果惯用投射来应对环境,并惯于失口否认并抵赖,那么多半具有偏执型性格。偏执和多疑并无半点内在关联,偏执观念与事实是否相符也毫无关系。多疑是以现实、非投射性体验为基础,或出于创伤后的戒备心理。偏执的想法即使反映了事实也仍是一种投射。

内摄是将外部信息归为内部心理的过程。它的好处在于,通过内摄可对重要他人形成原始性认同。幼儿会惟妙惟肖地仿效生活中重要客体的态度、情感和行为。许多学者对这一微妙而神秘的过程用镜像神经元和其他大脑机制进行解释。远在婴儿能够有意识地模仿双亲之前,他们似乎已经用某种原始的方式“融合”了父母。

内摄在使用不当时,会像投射一样产生高度的破坏性。病理性内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向“攻击者认同”(弗洛伊德) 。这一病理性防御因其原始性而显示出不合时宜性。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自然观察还是实验研究,在恐惧或受虐的情境下,人们会通过努力接纳施虐者的特性,来控制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我不是无助的受害者,我才是施暴的强者”这种潜意识的愿望是形成这种防御机制的基础。这种病理性内摄可见于多种疾病状态,但是在施虐、暴虐及冲动控制障碍者中更为常见。

克莱因Klein是最早提到“投射性认同”的分析师, 她发现这一防御方式在较重的心理障碍者中普遍存在。奥格登Ogden对这种融合了投射与内摄的机制进行了简要描述:

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不仅来访者会根据既往的客体关系而扭曲地看待治疗师,后者因受到压力,也会不由自主地应用与来访者的幻想相契合的方式来体验自我。

 

六是,自我的分裂,

自我的分裂常简化为“分裂”,是形成于前语言时期的重要的人际过程,此时婴儿经历着与养育者之间“好”和“坏”的互动关系,但尚不能理解养育者同时具备好与坏的特征。我们可以从2岁左右的幼儿身上观察到,他们通过把事物评价为“好”或“坏”来厘清自己的认知。这一倾向连同对大与小的辨别,都是人类形成认知的基础。个体在发展出客体统一性之前,很难容忍客体的矛盾性。因为矛盾性意味着对同一客体的互相对立的感受。因此,幼儿会按自己单向的观念,对客体要么保持友好、要么保持敌意。

成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陷入困惑或受到威胁时,也会不自觉地求助于分裂方式来理解自己的复杂体验。政治学家宣称,所有处于逆境的团体都会奋力营造出一个形象鲜明的假想敌,从而迫使对方不得不应战。摩门教的善与恶、上帝与恶魔、牛仔与印第安土著、自由世界与恐怖分子、孤胆告密者与万恶的官僚等对立面的观点,无一不披上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神话色彩。类似的分裂意象广泛分布于各种民俗与信仰之中。

 

七是,躯体化,

如果儿童未能在养育者的帮助下逐渐学习用语言表达感受,他们便可能倾向于用躯体形式,如生病,或行动来替代语言。分析师们认为,躯体化是情绪转变为躯体形式的过程。躯体化和诈病有时容易混淆,但前者是由难以言说的情绪所导致的躯体体验,而后者是通过假装生病以获得利益或逃避责任。

幼年时我们遇到外界刺激会引起自然的躯体反应,这种自然反应多半仍会保留在我们的体内。如,羞愧即脸红、战斗一逃跑反应等。创伤袭来,激素分泌,引起一系列反应。消化、循环、免疫、内分泌、皮肤、呼吸和心脏-——在情绪压力下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激活。而个体的成熟,即体现于个体能使用语言描述体验,而逐渐取代躯体自然反应。

治疗师们长期以来认为躯体化障碍的来访者具有述情障碍(缺乏用文字表达情感的能力)。不安全型依恋和早年创伤经历都与躯体化障碍存在关联。创伤研究表明,早年的恐惧经历、不安全型依恋及自我整合感的欠缺与躯体化障碍密不可分。

 

八是,付诸行动(行动化),

付诸行动,是幼儿无须借助语言便能表达内心想法的另一种方式。

付诸行动缺乏语言表达,显然应归为个体前语言阶段的运作。精神分析学派最初是用“付诸行动”来描述来访者在治疗室以外的行为,当治疗师在场时,这些对治疗师的情感,常出于下意识原因或因过于焦虑而无法意识化。付诸行动被广泛用于描述潜意识驱使下控制焦虑的行为,这些焦虑往往由内心冲动、欲望、恐惧及创伤性回忆所激发。

术语“行动化”用来表明个体把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通过不自觉的行为来演示的过程。强调人际关系的治疗师认为,由于咨访双方会在潜意识层面互相影响,而治疗师主要承担将这种互动转化为语言和回应,因此治疗双方存在大量的行动化过程。如果把个体付诸行动看做是一种防御,个体将令人烦恼的情境用行动表达出来,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无论行动化的过程有多么艰涩,都可能将无助和脆弱的感受转变为自主和力量的体验。

“付诸行动”或“行动化”可见于任何反映来访者移情态度的行为。这些移情可能来自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无法用语言清晰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这种付诸行动也可指治疗内外借助行为表达的、抵制潜意识冲动的任何情感态度。付诸行动可能带来自我毁灭,也可能有助于成长,或二者兼备;付诸行动本身并无善恶,而付诸行动所表达的潜意识或解离的情感的性质,是导致个体采用强烈的、自动化的方式表达的原因。目前,公众间流传着对精神分析的讹传:许多不被公众接受的行为——如吵闹的儿童或无礼的成人——都被贴上了“付诸行动”的标签。这种倾向将带来负面效应,良性的付诸行动不被人重视,而不良的付诸行动却备受关注。

 

九是,性欲化(本能化),

性欲化通常以付诸行动的形式出现,或可被认作是付诸行动的亚型,但也存在性欲化并不伴有付诸行动(色情化)的情况。

根据弗洛伊德最初的假设,基本性欲“力比多”实际上是人类所有行为的根源。后来由于对人类的毁灭行为印象深刻,他决定将攻击本能和性本能并列为重要的基本驱力,但他大部分的临床理论都建立在性本能的假设之上。这种建立在生物驱力基础上的理论,直接导致他倾向于将性驱力视作一种原始欲望的表达,而非附属于其他情感或作为防御的手段。性欲望虽然是强大的基本驱力,而且性行为也与种族繁衍有关。

在弗洛伊德之后,许多临床经验和研究已经证实,性欲望和性幻想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防御方式:用于控制焦虑、维持自尊、补偿羞愧或回避死亡恐惧。

性欲化也常作为应对方式来调节生活的烦恼,但在性欲化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如女性更多倾向于性依赖,男性则偏向性攻击。有人将金钱性欲化,有人将脏话性欲化,还有人将权利性欲化,不一而足。我们很多时候还会将学习知识性欲化;至少从苏格拉底时代起,人们便发现才华横溢的教师容易激起人们的性欲。这种对权威产生性欲望的现象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政要名人拥有大量的性崇拜者,以及为何性腐败和性丑闻在权贵人士中如影随形。

 

十是,极端解离,

极端解离在所有类型的人格中普遍存在,但多数的完全解离状态本质上属于精神病,因此我将解离归为原始性防御。解离看起来与其他低级防御有所不同,它只在个体应对重性创伤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大多数人可以庆幸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幸免于难。许多当代分析师认为,个体的轻微痛苦到创伤感受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在常态-轻微-严重一极度严重的谱系上,解离始终存在。

解离是人们面对创伤的“正常”反应。当面对超乎能力范围的重大灾难、难以忍受的疼痛或恐惧时,人们可能都会以解离的方式应对。我们常常听说,在危急的战场、命悬一线的灾难以及生死攸关的抢救中,英雄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这些事实很难使人不去联想到解离现象的存在。任何年龄段的个体在遇到灭顶之灾时, 都难免会出现解离状态;那些童年时期曾反复遭受虐待的个体,更是会习惯性地以解离来应对刺激。由此可推断,那些遭受虐待的成年幸存者必然难逃慢性解离障碍的折磨,这类现象曾被我们称为“多重人格”,如今改称“解离性认同障碍”。

应对难以忍受的情境,解离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可以借此隔断痛苦、恐惧、憎恶和死亡威胁。任何有过致命危险经历的人,哪怕未曾经历且难以共情的人,都完全能够理解身陷绝境而试图置若罔闻的心态。短暂或轻微的解离能够使人置安危于不顾。

但解离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它会在尚未真正受到致命威胁时自动运行,从而严重损害个体适应现实危机的整体机能。这种状态下的个体可能会把普通压力理解为危机情境,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出现混乱,瞬间意乱情迷,仿佛“灵魂出窍”。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情绪化、幼稚反应甚至有意做作,因此使用解离机制的个体将在人际关系方面遭遇较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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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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