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红”与“黑”

发布时间:2020-03-21 5评论 209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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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汤达说,于连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爱情,一为“心坎里的爱情” (与玛特儿小姐),一为“头脑里的爱情”(与德·瑞那夫人)。


心坎里的爱情是属于想像界的,头脑里的爱情则是属于象征界的。


前者带有更多的无意识成份,为父亲/法律/宗教所拒斥;后者属于象征界,是意识的产物,打上了父亲/法 律的印记,与出身、地位、血统、族徽、纹章等象征父权的符号相联。


《红与黑》的欲望主体:徘徊在拉康所谓的想像界(imaginary order)和象征 界(symbolic order)之间。


 

我们可以大致把于连一生的追求 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也是欲望对象的三次转换,叙事结构三次大的整合。


第一阶段,是小城时期。


此时于连尚未走出家门,踏上追求之路,仅仅以拿破仑的《 出征公报》、《圣·爱伦岛笔记》和卢梭的《忏悔录》构筑自己的未来。


这两个人物正是于连心目中的理想自我,是他的那喀索斯之影,他在“镜像阶段”投射和认同的对象 。


我们注意到,在主人公阅读的这些文本中,始终有巴黎贵妇人的形象在跳动,包括拿破仑的约瑟芬和卢梭的华伦夫人。


她们很自然地成了替代于连的缺失的母亲的能指符号。这个缺失是拉康提到过的根本的缺失,它是由于父亲这个第三者的插入,迫使婴儿与母亲分离而引起的。


而对于连来说,这个缺失更是直接性的,因为他没有母亲。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这个缺失的存在,才形成了俄狄普斯三角(the Oedipal triangle):


一个仇恨父亲的儿子,一个不满儿子的父亲,和一个没有出场、但隐在的母亲。


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了父子冲突。


刚进入青春期的儿子的欲望与性幻想被父亲粗暴地打 断了,父亲把儿子正在读的书抛入了河中(见小说第四章《父与子》)。


这个行为从心理 学上分析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书是儿子的自我镜像,书中的形象则是他的那喀索斯之倒影。


被打落的书随河水而漂去,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castration),喻示镜像阶段的结束,欲望主体不得不从想像界进入父亲的象征秩序。


从拉康心理分析角度来看,父亲不让儿子做他喜欢做的事(you should not do that),代表了“象征性的父亲之不”(the symbolic no-of-the father);


而父亲要儿子做木匠(you should do that)这个命令 则代表了“象征性的父亲之名”(the symbolic name-of-the father)。


至此,对立 的父子双方和缺失的母亲一方形成俄狄普斯三角,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基本的叙事结构, 其后的叙事不过是这个结构的进一步展开。


缺失造成的欲望主体开始它的追求时通常会在潜意识中把它碰上的第一个女子认定为母亲形象的替代物。


德·瑞那夫人便在于连的生活中承当了这个角色。


已有西方学者指出,德·瑞那夫人如同卢梭笔下的华伦夫人一样,是消失了的母亲的意象。

( 注:司汤达:《红与黑》,胡小跃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原序8页。)



市长夫人作为于连欲望的对象,是“母亲的欲望”的 化身。


拉康所谓的“母亲的欲望”有两层意思。


第一,是母亲的欲望(the desire of mother)


第二,是对母亲的欲望(the desire for mother)


于连进入夫人的生活,对后者来说,是她自己的缺失,即对“菲勒斯”(phallus)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而对前者来说,则使他的童年缺失暂时得到了填补,回归母体的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


两人不期然的结成同谋来欺骗市长先生。而市长先生无疑是父亲形象的转化。于连对他的仇恨和反抗是对自己生理上的父亲的仇恨和反抗的继续。这是对俄狄普斯基本三角结构的进一 步发展和丰富。


进入修道院,对于连来说,是又一次象征性的阉割,刚刚找到的三角结构中的母亲形象(尽管是替代性的)再次缺失。


他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禁欲的场所,认同于父亲/宗教 ,听凭自己的欲望再度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层。


无疑,彼拉神父替代德·瑞那市长,在这里扮演了象征性的父亲角色。于连进门伊始,他就对之提出要求,“服从,服从,一切 都是服从。”


这里,宗教的权威代替了世俗的权威,但功能和实质依然不变,两者均属于父亲/法律的象征界。


由于母亲形象的缺失,欲望主体不得不继续它的追求,由此而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欲望主体进入巴黎后,表面看来,俄狄普斯三角的叙事结构再次恢复,即以于连为儿 子方,以木尔侯爵为父亲方,以木尔小姐为第三方。


但其实,木尔小姐虽为女性,却是属于父亲/法律/象征界的。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对于连来说,“她(玛特儿小姐) 不是母亲的替代,而是一个象征的父亲;她给予他教育,职位和名分。她为他们的爱情 提供了必要的虚构的族谱……”


难怪于连曾当着玛特 儿小姐的面说,“上天应该把你降生为男人。”


因此对于连来说,大写的欲望对象—— 母亲仍然是缺失的。


正因为缺失,引发了于连对第一个情人的再度回归,而枪击事件不 过是这种无意识回归的极端表现(详下)。


而在事发之后,他自觉地意识到,他企图枪杀 的正是他深层欲望中最爱的人。


至此,主人公才明白这种欲望之永远不可能满足,主体的欲望寂灭,而小说的叙事也就此中止。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主人公的欲望流动形成一个换喻过程。


由原始的缺失,到缺失的暂时得到替代性满足,到替代对象的缺失,直至最后回归母体,形成一个连环式的叙 事结构。


换喻不仅体现在不同欲望对象的转换上,也体现在同一欲望对象上。


《红与黑》第9 《乡村的一夜》中,于连把德·瑞那夫人的手作为征服的对象,握住她的手对他来说等 于已经占有了欲望对象本身。


这种行为用拉康心理学来解释,就是用小写的对象物(obj ect petit a)即任何能驱动欲望行动的个别对象物,替代了整体的欲望对象。



作为欲望主体对立方的 父亲符号也经历了四次替换。四次替换极具戏剧性。


第一回合,主人公败于生理上的父亲,欲望被压抑,想像性的欲望对象(书及其象征的理想自我和恋母情结)被抛入河中,主体进入象征界。


第二回合 ,真实的父亲被替换为德·瑞那市长,于连通过占有市长夫人(缺失的母亲之替代符号) ,而战胜了象征性的父亲,欲望得以暂时满足。


但不久,欲望主体再次被驱入父亲/教象征界,受制于象征性的父亲彼拉神父。


最后,欲望主体进入巴黎,与父亲/法律妥 协,认同并内化了象征秩序的原则,甘心当德·拉·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并设法占有其女儿,以便合法地在父权制(patriarch)的上流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换喻/替代转移过程中,欲望主体与父亲/法律/宗教的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三角结构中的母亲一方始终是缺失的。


主体永远无法企及真正的欲望对象,大写的母亲/他者,其欲望永远只能得到延缓的满足所以,欲望主体最后发现自己一连串的追求不过是一场虚空,结局必然是欲望的寂灭和死亡的降临。


《红与黑》的欲望主体:徘徊在拉康所谓的想像界(imaginary order)和象征 界(symbolic order)之间。


他的人格是自我异化的,分裂的。用拉康的符号来表示,则为S/,这里S代表主体(subject),/代表分裂(barred)。


书名《红与黑》,从拉康心理 学的角度出发,可作如下解释:


是想像界,是母亲、血、子宫、快乐原则、生命 律动之源,是欲望本身的形象;


是象征界,是父亲、法律、制度、现实原则、阉割、修道院、宗教的权威。


主人公的欲望在想像界(镜像阶段)被激发,并付之行动,但进入象征界后,迫于父亲/法律的秩序,不得不潜入无意识深层。

 


于是,主体的行为就表现为一连串的自我异化运动。


主体被父亲/法律驱入象征秩序,不得不按后者制定的种种规则来行动、生活,而在无意识深处却始终追求着那个属于镜像阶段的理想自我和 缺失的母亲。


的另一象征即拉康心理学所称的第三界,真实界(real order)即超越语言符 号链的存在,其表征为创伤(trauma)和死亡。


的象征之一显然与血和死亡有关 于是,红与黑两种颜色融为一体,为小说提供了更深刻的象征含义。


死连接着鲜血和黑暗,想像界和象征界,它是主体性的终结,欲望的突然中止,是生命中最大的“不” (NO)。


总之,死属于真实界,是红与黑的交融,是超越一切语言符号的存在(being)。

注:有意思的是,于连临死前,想起丹东上断头台前说的一段话,“这真奇特,斩首这个动词,不能有各种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将被斩首,你将被斩首,但不能说, 我已经被斩首”。显然,因为“我”的被斩首即“我”的死亡属于真实界,是任何象征 符号系统所无法表征的。)


在这里主体最终与母亲合为一体的欲望得到满足,原始缺失得以填补。在我看来,这就是于连枪杀德·端那夫人的最深层的动机。


否认了这个动机 ,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像于连这样一个高度自制、极度理智、处处谨言慎行、自命为答尔丢夫式的伪君子,会那么一反常态地变得如此冲动、感情用事,甚至在经一星期之久的长途跋涉、从巴黎到达维列叶尔后,还未恢复常态和理智,冲进正在做弥撒的教堂,向着自己的过去的情人开枪。


正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德·福列士先生所问:


为什么索黑尔先生特别选择了教堂为谋杀的地方?


假如不是恰如在那个时候,他的情 敌在那里举行弥撒呢?


一般人都同意你(笔者按即玛特儿小姐)所保护的幸运的人,具有无限的聪明和更多的谨慎。


假如他躲藏在他熟知的德·瑞那先生的花园里,还有比那个更简单的事吗?在那里,差不多可以确定不会有人看见,不会被捕或怀疑。而且很容易 地把他所忌妒的女人置之死地。

(注:司汤达:《红与黑》,罗君玉译,上海译文出版 1979年版,614页。)


显然,于连的杀人行为不但像他自己供认的那样是蓄谋的更是一种极度仪式化 、符号化、象征性的举动。


已有西方学者指出,从心理学上分析,枪是阳具的隐喻,而射击则是射精的隐喻。


通过枪击行为,主体宣泄了自己的力必多。


但我认为,于连的枪击行为,既是一种变相的性满足,更是一种死亡冲动的表征。


因为他完全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枪击夫人被捕后,他马上援引法律/父亲 说自己是谋杀犯,根据刑法1342条应该被处死刑)。


他要通过开枪这个行为,公开挑战父亲/法律代表的象征秩序,为最终进入真实界作准备。


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加留意, 便可发现,死亡的阴影,父亲之“NO”一直笼罩着主人公。


小说开头,于连尚未走上欲 求之路,便已在教堂座位下的一纸残片上读出了自己的命运。


早在小城时期,他就给自 己选好了墓地,那是乌拉山上可以俯瞰省城的一处洞穴。


于连欣喜地说,这里,没有人能够打扰我了。


于连在修道院中穿的黑衣与木尔小姐黑色的丧服互相对应,暗示了主人公日后的命运。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主人公身上确实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死亡冲动,即回归母体的冲动。从拉康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于连选择的两个与死相关的处所都具有丰富的象征含义。 


教堂是混和着红与黑的所在(教士穿的黑衣与圣水坛中血色的倒影)它是心灵的居所, 是欲望主体由以出发进行追求的起点与终点,是连结母爱与死亡的所在。


主人公在这里祈祷,又在这里杀人。


同时,教堂又是父亲/法律的象征,与修道院一样,本身就属于象征界,是法律与宗教、阉割与压抑的缩影。


洞穴是欲望主体反观自身的所在,他在此写下自己的感想,强化理想自我的形象;又是欲望主体一连串追求后的安息之所。


小说结尾,父亲/法律胜利了,于连被送上断头台,他的头颅落下(绝对的阉割),然后,来自父亲世界的木尔小姐捧着这个头颅将它埋入主人公预定的洞穴中。



从心理学上分析,洞穴与教堂都可象征子宫,也就是说,它们都在象征的意义上提供 了再生的承诺。


正如克洛德·鲁瓦所说:


温暖、宁静、慈母般的洞穴,开始生存历险 之前于连曾在那儿做过小憩,渴望最后能‘安息在那儿’,因为安息这个词恰如其分。 ”

(注:司汤达:《红与黑》,胡小跃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原序8页。)

 

我们便可回答小说中那位人物提出的问题了。


于连之所以选择了教堂作为杀人场所,就是因为此地既可作他的坟墓,又可作他的子宫,满足了他的无意识的死亡冲动,即与母亲合为一体,从而一劳永逸地填补他的原始的“缺失”。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于连为何拒绝上诉,拒绝忏悔,而宁可选择断头台的深层心理动机了。


《红与黑》整部小说可看作一个欲望主体形成、发展、成长直 至寂灭的过程,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俄狄普斯旅行”(Oedipus journey )。


于连走向死亡之路是必然的,徘徊在想像界和理想界的于连,只能用死亡来终结自己,死连接着鲜血和 黑暗,想像界和象征界,它是主体性的终结,欲望的突然中止,是生命中最大的“不” (NO)。


死属于真实界,是红与黑的交融,是超越一切语言符号的存在(being)。




文:金瑜
责任编辑: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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