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动力学咨询中来访的基本权利

发布时间:2019-10-25 0评论 29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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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杨远波在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首届精神分析专业研讨会上的同题报告


blur-branch-bright-831622.jpg关于来访的权利,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有专门的要求:有权利了解咨询师的受训背景和职业资格;有权利了解咨询的具体方法、过程和原理;有权利选择或更换合适的咨询师;对方案、时间有知情权、协商权和选择权;有权利提出转介或终止咨询。在心理动力学的咨询中,这些内容同样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心理动力学咨询中来访的基本权利,又具有独特性。


一、人的基本权利的缺失由来已久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古代权力体系下,作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人”并不享有相应的权利,并受制于此。“天赋神权”——神权、君权,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统治了西方文化非常长的时间。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天赋人权的人权概念才在西方开始慢慢地被洛克、卢梭等人系统提出来。

中国古代有类似之处,由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神权、皇权、宗权、父权、夫权高于人的基本权利。直到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人权主张。比较重大的事件,可能便是孙中山1906年“三民主义”的正式提出。1906年到现在,也不过短短百年,很多封建残留思想依然未能被代谢。时至今日,很多地区还会有“家神榜”。什么是“家神榜”,类似于牌位,用于供奉“天、地、君、亲、师”,一般位于一个家庭客厅的显著位置。心理咨询师,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师”者。所以咨询成功的第一步,是咨询师能够和来访一起试着走出几千年的权力与权利游戏。咨询师不再处于家神榜上,而来访也不再在家神榜下敬拜。

人权是什么?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安全被生出来,得到必要的喂养和照顾,得到必要的关怀与回应,并且拥有平等发展的可能性……人为什么会有心理问题?正是因为这些权利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冲击,或者没有得到必要的满足。比如,一位因为家庭重男轻女而被遗弃,在养父母家又遭受了很多忽视和暴力的女性,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心理问题的困扰,因为她作为人的权利不断受到侵害。

二、咨询关系中的权利问题

在咨询里,我们无法忽视一个权利问题——很多来访将咨询师放在权利的中心位置,就像过去将其他权力人物放在权利的中心位置一样。这里可能有对咨询师的理想化,可能也有利于早期咨询关系的建立。但是,这样的现象如果没有被咨询师和来访所觉察,将对咨询关系以及来访的福祉造成损害。

比如,来访将咨询师看作权威,顺从、讨好咨询师。很多咨询师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来访突然就脱落了。但是当你回忆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们一直工作得很顺利,看起来你们一起在很好地工作。我在执业早期也有这样的经历,回过头看,这样的个案脱落,很大程度是因为来访对咨询师的失望和不满——他们付出他们所能给的顺从、讨好以后,依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建议、支持、理解或者爱。

我很想建议所有的心理动力学咨询师,忘记自由联想,当咨询师依然被放在权利中心的时候。此时,来访是无法自由联想的,情感处于压抑和隔离的状态。因为这些情感,一旦指向咨询师,甚至只是被来访自己觉察到,可能对来访来讲就已经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可能导致糟糕后果——被忽视、被评价、被指责、被拒绝、被抛弃……

此外,来访的觉知能力往往是非常强的,因为他们在过往经历里需要这样的敏锐觉知去避免可能的危险。他们总是能够很好地捕捉到咨询师的需要,并且经常将自己内在的需要让步于咨询师。比如说,我们很多咨询师在从业早期,可能对自我价值感、成就感,都有一个较高的期待。如果这一点被来访所捕捉,他们可能会经常在咨询里夸赞咨询师,并且呈现出一些虚假的咨询效果。这可能也是基于来访的想象和惯常模式——满足了咨询师,自己的需要才不会被惩罚,才是安全的,才有被满足的可能性。

目前,心理咨询行业整体还处在较早期的阶段,整个行业一定程度上还处于鱼龙混杂的局面。十万元一年的私人顾问,两千块钱一小时的心理咨询,这些诱惑与剥削也和咨询关系中的权利问题紧密相关。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源于部分咨询师利用了被赋予的权威,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利用了来访的求助心理,利用了夸大虚假的承诺。

三、来访的基本权利

因为来访的困难,在咨询里,咨询师和来访会共同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刻。在心理动力学的理解里,这些艰难往往都是咨询师应得的,因为来访有权利来呈现自己最真实的困难,有权利安全地做一个“病人”。(特指因为心理困难而求助的来访,不是医学意义的病人。)在现实生活中,“你有病”是一句骂人的话。“作”、“矫情”、“脆弱”、“情绪化”、“攻击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被理解和接纳的,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发展“虚假自体”来避免自己最真实的困难被他人发现。

我在自己的第一段个人分析里,曾经和分析师讨论过座位的问题。我想要和分析师换座位,因为那个沙发对着咨询室的门。那个位置似乎是更安全的,门是“夺门而逃”的门,而逃的正是“病人”的位置。我在和来访的工作里,也多次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第一段分析一周一次,第二年换成了一周四次的高频分析。我的感受有很大变化,最显著的便是可以更容易地当一个“病人”,有更大的空间更自如地呈现自己的“症状”,自由联想也才是真正自由的。

在咨询里,有很多时刻,对于来访来讲,本身是很艰难的。移情的时刻、防御的时刻、阻抗的时刻,背后都有来访特定的困难在运作。比如移情,来访将对其他重要客体的情感转移到咨询师身上,来访可能会因为不确定咨询师是否能够承受和理解这些情感而感到不安,但是这些情感对来访的影响又是极其重大的。

安全地做一个“病人”,意味着来访有权利用这些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困难,有权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咨询师求助。当然,我不是鼓动来访刻意地为咨询和咨询关系制造困难,而是说,来来访无意识地已经抵达这些困难时,咨询师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理解性的、充满关切的客体。这些时刻,同样也会给咨询师带来挑战,尤其是在咨询师从业的早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是来访权利的角度来思考,从这是来访困难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时刻又将成为打破僵局、深化关系、助力来访的时刻。

四、来访的基本责任

咨询关系的基础是来访付费购买咨询师的时间,很多来访会诟病这一点,觉得咨询关系也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可以为咨询师生活和进一步专业提升提供保障,也可以促进来访更深入地来使用咨询和咨询师。所以在讨论来访的基本责任时,我不得不首先谈到这一点。

我在企业工作近九年,向员工提供了大量免费咨询。我个人认为,企业和学校里的免费咨询,能够带来的帮助是非常局限的。因为没有付费,来访只能很客气、很局限地使用咨询和咨询师,比如仅仅将咨询师作为一个倾诉烦恼的对象。我刚开始接受社会付费个案时,能够显著体会到付费与否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此外,当一些个案因为现实原因不得不需要一个更低的费用时,我也会特别提醒,这可能带来的对来访的抑制。因为更低的费用,来访内在的负性情绪难以表达,一旦表达出来又伴随着很多的内疚,不管这些负性情绪是否与咨询和咨询师有关。如果不得不低费时,咨询师和来访就不得不面对类似的困难,并争取能够有机会在咨询里一起觉察和理解这些困难。也有一些来访,会主动提出调高咨询费用。为什么?因为咨询费用低了,比如远低于他的收入水平,他也会陷入类似的困难中。

国外有分析家开过这样的玩笑,严重的来访要收取一个更高的费用,多重人格的来访要按照团体咨询来收费。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关于费用,这里我想更多地和大家强调这个公平性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提倡根据咨询师对自身价值的评估来收费,并根据来访的经济情况、可获得现实支持的情况、潜在的社会功能来进行必要的价格商讨和调整。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咨询师和来访都公平的方式。

另一个方面,来访需要去履行的责任是遵守咨询框架。所谓的框架,就是指咨询师和来访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共同地讨论和理解来访所面对的困难。虽然有的来访有时候也期待有所不同。你们有遇到,来访要求到咖啡厅咨询的情形吗?来访可能会在某个阶段有脱离这个框架的冲动,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理解这个冲动,而不是在行动的层面直接付诸行动。

与框架相配套的,是咨询设置,比如时间安排、请假原则等。框架和设置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来访,帮助来访应对可能的心理阻抗和心理崩溃,帮助咨询师避免可能的对来访的诱惑和剥削,帮助咨询持续创造安全稳定的空间……但是,两者有显著区别:维护框架是咨询师和来访共同的责任,而坚持设置只是咨询师的责任。来访往往会通过打破设置的行为来再现自身困难,或者是借此表达对咨询师的情绪和感受,这本身是来访作为“病人”的一部分“症状”。而咨询师的责任,是要坚持设置,并不断帮助来访去理解设置的意义,帮助来访不断适应设置的要求。如果来访没有按照设置出席咨询,咨询费用会被照常收取,这是在履行“付费”责任,而不是“设置”责任。但是,来访连续多次缺席咨询,可能就没有履行好“框架”责任,即使他支付了费用。

简介/杨远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助理心理师。

某世界五百强企业专职心理咨询师,主管3万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心理学科班出身,接受了较完整的精神分析训练,并正在持续接受国内外分析家每周1次的个案督导,每两周1次的小组督导,以及每周4次的个人分析。

9年全职工作经验,企业员工咨询数超过2000小时。2016年初开始个人执业,社会个案咨询数超过1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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