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就当是还他们的”的补偿心理 | 道德与内疚

发布时间:2018-07-18 3评论 455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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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救爸爸、养儿子,去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将自己公司生产的药定高价,维护自己的专利权,是对的吗,为什么?


将自己公司生产的药定高价,但也导致大部分病人吃不起、治不了病,是对的吗,为什么?


生了重病,没钱买正版药,为了吃便宜药,去走私仿制药,是对的吗,为什么?


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救爸爸、养儿子,也为了摆脱蹲监狱的风险,帮助曾经骗过病人钱的人挣钱,是对的吗,为什么?


……


“是对的吗,为什么”,这些问题在我看《我不是药神》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它们不好答,甚至不能说究竟哪种答案才是标准答案——涉及到道德判断,这是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



什么是对的?| 道德发展六阶段[1]


如果不做以上所有的前提约束,只问一句“《我不是药神》中程勇该这么做吗,为什么”,会有多少种回答?


第一类答案:因为这么做被抓进监狱了,不该做。/老吕让去做,他说没风险、是好的,就做吧。


只从行为的直接后果(会不会被惩罚)进行判断,认为只要会受到惩罚就不该做,或只根据“权威”的说法进行判断该不该做,这种答案反映的是惩罚和服从定向的道德判断。


第二类答案:自己能挣钱,救老爸、养儿子,也能让老吕活下来,是可以接受的。/挣再多钱被抓住就都没了,不能做。


依然只关注直接后果,但通过自己能否得到更多利益来进行道德判断,先看自己是不是能拿到好处(拿不拿得到钱),再偶尔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老吕有药吃),这种答案反映的是“利己主义定向”。


第三类答案:能让病人吃上药,让病人给自己送锦旗,有何不可。/走私是不对的,如果老爸和儿子知道,肯定也不会支持的,不该做。


这一类答案更加关注别人的需要了,弱化了自己挣钱的考虑,而是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通过“人际和谐与一致定向”来在别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好人”形象。


第四类答案:触犯了法律,是不对的。就算可以做,也要接受惩罚。


强调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习俗,通过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为行为做解释,电影中局长强调“法大于情”,给出的就是这类答案,作为局长推崇社会秩序,也是无可非议的。


第五类答案:即便还不被法律允许,也该做。


既认识到法律的不允许,又认为应该做,给出这类社会契约定向答案的人,会意识到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而契约是可以进行修改的,电影最后,药被纳入医保,仿制药有了新规定,程勇被减刑,就是既有法又有情的体现。


第六类答案:为了病人的权利,为了让大家吃上药、好好活,该做。


不仅考虑法律,而是认为有更高层次的准则可以遵循,基于普遍道德原则(道德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某项规定准则来进行的判断。程勇得知警察在大力追查还要继续卖药,在警察举枪相对时,他还要横车拦警,只希望病人能带着药顺利离开,这就是因为道德准则与法律有冲突,而他选择“殉道”。



以上六种道德观念,在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中,是按成长时间顺序挨个发展到的,意味着越往后就越“成熟”。

但并且学堂君并不觉得在道德判断上应该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有时受身份约束,有时受具体环境所限,人决定做出怎样的行为是很难的,直接说“你不对”,是一个不负责的答案。


不过,这些答案,是程勇的答案吗?《我不是药神》中,为什么程勇会这么做?

程勇选择去走私药,最初是“我要钱”,但是后来,他在不缺钱的时候,又去以成本价甚至赔钱卖药了。

他说,“就当还他们的”。


“就当是还他们的” | 内疚[2]


当人们觉得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无论这种因果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认为的——违反了自己的道德标准时,就会产生痛苦的情绪体验:内疚(guilt)


内疚跟羞愧(shame)不太一样。更多情况下,羞愧是“公开化”的情绪体验,在老吕去世时,如果病人们纷纷像指责制药公司一样指责程勇,那程勇可能会感到羞愧,这是违反社会道德标准后社会环境压力带来的,严重者会导致怀疑自我、否定自我、逃避现实;而现实是,病友们都沉默着,程勇却已经内疚得无地自容了,这种“私人化”的情绪是对自己不当行为的反思懊悔,敦促人做出补偿



我觉得我做错了 | 内疚的来源


一方面,程勇通过卖药赚取了病人的钱,而不久后他却要甩手不干,甚至让骗子接手,这对病友是大大的不利,破坏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reciprocity morality),对病人们造成了伤害, 虽然无可厚非,但程勇也会犹豫这是道德规范所不接受的行为,激发了内疚感。


另一方面,看到病人的痛苦,程勇也会痛苦,这种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体验——共情 (empathy),也会引起内疚。越是亲近、相似的人,越是容易产生共情。在老吕刚找到程勇时,两人生疏、不信任,程勇并没有意识到老吕的痛苦,而在见过吕家的小宝宝、跟吕夫人喝过酒后,才在“生意伙伴”外多了点朋友身份;程勇最初对思慧也抱有其他想法,而在撞见、谈论了几句思慧女儿后,发现思慧带女儿跟自己带儿子有些类似:困难重重,但是都在坚持。这些亲近和相似,都让程勇越来越觉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越来越能感受到病人和家属们的痛苦;越痛苦,越把这种痛苦归因于自己的行为,之后就越容易体验到内疚。



欠你的,我会还 | 内疚的影响


内疚会促使人做出补偿。精神层面上的自责、道歉,物质层面上的给抚恤金、折价卖药,在老吕去世后,程勇出于内疚,就做出了这些亲社会道德行为对病人们进行补偿。


内疚能修复人际关系。一般病人会觉得程勇赚了钱开了厂,是个逍遥自在好不快活的受益者,但其实程勇并没有那么快乐,看到躺在床上吃不到药的老吕,听到他做清创手术咬着毛巾依然令人肝颤的痛苦呻吟,程勇的内疚大大削弱了“手里有钱”的快乐。而程勇的内疚会使病人们感觉好一点,“我并不是一个人在痛苦,他也并没有那么快乐”的看似有点“恶毒”的想法,其实可以促使同伴更亲密和谐,相对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


其实补偿也是能修复人际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 内疚促使程勇进行补偿,而补偿又促进了他与病人们人际关系的修复



“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当程勇站在被告席上时,他这样说。


这一阵以来,“《我不是药神》中到底谁做错了”的讨论热度不减,即便写完了本文,我依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只能希望今后会越来越好吧,希望少点两难、内疚,多点共情、真爱。


[1] DavidR.Shaffer, & KatherineKipp. (2009).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邹泓).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 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 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心理科学进展, 22(10), 1628-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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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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